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视域下“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伦理审视

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命题,也是需要进行伦理表达的规范命题。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依赖,理顺三次分配的伦理原则和伦理关系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基础命题。社保制度本质是一种分配制度,不同类型的社保属于不同层次的分配,也遵循不同的伦理原则。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作为市场初次分配的延伸,其使命是为未来提供确定性的保障,因之理应坚持公平的伦理价值诉求。医疗保险基金固然也来自市场初次分配的积累,但生病和医疗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医保的制度设计与改革必须遵循政府从事再分配所要求的“平等共济”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固然需要“以人为中心”,但出于保障和救济的伦理诉求不同,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是“以健康人为中心”提供保障,医疗保险则应“以病人为中心”实施救济。“医保个人账户改革”作为新一轮医保改革的核心,其价值指向不能脱离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伦理基础,不能脱离社会保障和医保制度设计与改革的伦理诉求,不能以“公平和效率”的名义取代或排斥“平等共济”的伦理原则。     

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基本构成与作用机理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来弥补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既有研究均认同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机制调节的资源配置活动,但对社会机制的具体内容缺乏探讨。对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发现,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由志愿意向、公共利益和社群构成,其中志愿意向是第三次分配的供给侧,公共利益是需求侧,社群发挥调节社会资源的作用,是社会机制的核心。在与市场机制、行政机制相并列的意义上建立第三次分配社会机制的理论模型,对于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此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中税收的调节作用和地位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它既要求公平,又要兼顾效率。税收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中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1.税收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定位国民收入分配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共同组成的复杂的系统和过程。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中一对十分古老而又难以调和的矛盾,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障碍和问题,并且还是收入分配中难以协调的目标。在国民收入三个分配层次中,各分配层次的作用空间,对公平目标的追求不同,决定了税…     

第三次分配：一个日益凸显的课题

改革开放后 ,由市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二次分配 ,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在此社会背景下 ,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公益组织为主导 ,按照“道德原则”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目前它在西方国家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第三次分配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科学发展观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即达到“共同富裕”。此外 ,文章还探讨了在我国如何发展第三次分配的问题。     

关于分配伦理失范的问题研究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GDP数据很辉煌,政府也超有钱,但社会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已是不争的事实,老百姓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不满意情绪越来越大.分配的伦理原则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公正和正义,但由于“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出现市场暴力、强征暴敛、垄断和腐败等严重破坏分配秩序的现象,致使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均出现严重的伦理失范.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因素及效应

市场初次分配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体,其中工资性收入差距是主要因素;政府二次分配没有起到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其中养老金净收入对收入差距起较强的逆向调节作用,而社会救济收入、保险净收入和个人所得税起微弱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基于亲情的家庭内部收入转移,且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而社会慈善事业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以NG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

加速转型期中国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N G O建立在志愿性的基础上,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它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而发展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需要法律、制度支持和公民社会意识的培养。     

面向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机理、条件及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社会力量、企业等行为主体在软约束作用和真实意思表达基础上，按照制度规章对合法财产、物品及服务采用无偿供给等公益手段重新配置，以期扩大慈善效益，助力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具有社会性、自发性、道德性和补充性特征。共同富裕至少包含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和逐步共富多重维度，以上述多重维度为基准，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主要表现在第三次分配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丰富精神文化、吸纳社会参与和先富带动后富，契合共同富裕核心要义。面向共同富裕发展第三次分配需要实现主体、环境、规则、对象等要素条件的协调，因为第三次分配是分配主体在环境和规则作用下与分配对象有机互动的过程。未来需要不断壮大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数量规模，塑造慈善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文化，强化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建设，激发第三次分配对象的内生动力。     

企业分配的若干理论问题

社会总产品(总价值)的分配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把总产值分为两个部分,即补偿生产资料消耗的收入和国民收入.前者指的是补偿中间产品消耗的收入和固定资产折旧的收入,后者指的是生产者工资的社会总额和企业利润的社会总额.第二个层次是企业利润的社会总额在企业、政府和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分成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和所有者收入.第三个层次是通过财政预算对政府收入进行再分配.在第一和第二个层次的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中,企业分配居于关键地位,它是理顺国家、企业、所有者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环节.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为应对福利危机,西方国家福利治理由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福利治理,福利多元主义成为社会政策领域的重要分析范式。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为主导,由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福利治理形态。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法治政策环境、“过度市场化”、福利递送效率以及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的一些现实困境。国家应提供完善优质的法治政策环境,推进“市场+慈善”互益型的运作模式,发挥社会工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形塑扎实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使第三次分配更好地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制度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初探

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存在于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制度本身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的合道德性、合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制定、完善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贯彻执行的活动。制度伦理具有根本制度伦理、体制制度伦理和具体制度伦理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层次。制度伦理的可能性表现在：利益是制度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基础;管理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价值中介;道德是制度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催化剂;社会公正是制度与伦理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建设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实践中介。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功利、公正、平等和共富的制度伦理     

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哈耶克和罗尔斯的分配理论及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罗尔斯和哈耶克的分配思想有很大不同.他们对分配正义分别采取了肯定和否定态度;对于初次分配,虽然二人都认为应由市场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收入,但哈耶克认为应该接受市场分配的结果,而罗尔斯则认为市场分配虽有效率,但因其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有缺陷;在再分配方面,哈耶克只允许最低限度的福利救济,而罗尔斯主张"按需分配",达到结果公正.从中我们可得到如下启示:首先,由市场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初次分配,统一效率和程序公正;其次,由政府按照差别原则和按需分配原则调节第二次分配,统一效率和结果公正;第三,由道德按照权利与义务统一原则协调三次分配,促进利益和谐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建设.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法律制度——以土地发展权共享论为分析框架

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是判断宅基地制度改革质量的重要依据。土地征收制度的局限性和宅基地收益权能的显化,使得我们开始重新反思“土地发展权私有论”与“土地发展权国有论”的法律正当性。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国家必然享有土地发展权并参与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为土地所有权人及用益物权人的土地发展权奠定了充分的法律基础,从而形成“土地发展权共享论”。构建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需要结合中国国情,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为基本原则。在初次分配中,以产权为分配基础,促进土地发展权人机会平等,探索土地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以现有税收法律体系为基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在三次分配中,确定“无偿原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特殊情形,实现农民集体对集体成员的自愿性、自治性、公益性救助帮扶。三环节环环相扣、三层次层层递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进行制度创新,遏制第四次分配

什么是腐败 ?对此 ,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 ,笔者赞同腐败简单来说就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观点 ,但更认为腐败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由于“在市场经济中 ,人们通常把市场进行的收入分配称做第一次分配 ,把政府主持下的收入分配称做第二次分配”1 ,“而在两次收入分配之外 ,还存在着第三次分配——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2 ,因此笔者把腐败称为“第四次分配”。第四次分配是公共权力与经济利益交换 (交易 )的结果 ,它是一种经济利益的不正当转移——为实现不正当的目的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从资本拥有者向权力持有…     

近30年我国第三次分配研究的总体趋势与热点问题分析

作为我国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分配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1992—2022年间CNKI数据库中426篇有关第三次分配研究的文献，对其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三次分配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分别是审视分配不公的概念启蒙期、推动行业发展的制度探索期和助力共同富裕的热点爆发期；现有文献已形成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内在动力、外在表现和积极影响四大研究板块，板块间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近年来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慈善事业、税收政策的关系成为热点议题，出现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实践机制、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健康发展、鼓励第三次分配创造价值等研究趋势。过往研究仍存在现实观照不够、偏重理论演绎和视角过于宏观三大不足，未来应围绕完善顶层设计、构建理论框架、鼓励个人捐赠、激发志愿服务、促进商业向善和赋能慈善组织展开研究。     

情感治理：三次分配实现的情感路径

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财富向善发展的重要体现。不同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驱动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实现依靠的是有爱社会成员,源于情感判断、出于仁慈动机、基于自愿选择的道德行为;依循的是从自发想象的“狭义同情”到公正旁观者纠偏后的“广义同情”,再到自觉仁慈的“至高同情”这一生成逻辑。通过契合于三次分配生成特性的情感治理,对民众同情的生产和再生产从“外部”进行“以规治情”调节,从“内部”进行“以情治情”培育,以此推动同情升维,最终实现三次分配从美好的构想向现实飞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分配行为的规范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分配行为具有调节作用的全程性、调节手段的多样性、调节内容的针对性和调节依据的规范性,具有实现公平的功能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现实中政府分配行为存在诸多不规范、不合理因素:对分配起点的调节失当;对分配过程的调节失当;对分配结果的调节失当。其原因是:对分配起点的调节、对分配过程的调节、对分配结果的调节缺乏规范的制度保障。为规范政府分配行为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略论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权力分配

后起国家 ,当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尚未发育形成 ,政府作为有组织的力量 ,往往率先介入早期现代化 ,运用国家力量推进现代化 ;权力分配是一主要的手段 ,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开风气的作用。随着市场的发育发展和社会分化 ,权力分配与各阶层利益相关 ,政府也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权力分配受各种力量制约呈现出集团化、甚至私人化的倾向。近代权力介入社会分配对现代化的作用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的催化和后期的抑制两个时期。     

论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实现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和公平,需要从制度根源上着手。政府理应成为社会分配公平的调节器,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化解贫富矛盾,缩小收入差距,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妥善处理好分配领域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的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取缔非法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