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价值观研究述评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价值观,我们得出:利益分析是思想研究逻辑的和现实的起点,利益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也是现实中影响人们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理性化和世俗化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两大倾向,价值观既要理性化又不能被"理性化",既要世俗化又不能被"世俗化"。     

文化自觉：照亮中国基础教育理性化阴影之灯

中国传统基础教育以私塾为形式,人文性的四书五经为其内容。清末民初,私塾为理性化的班级授课制所取代,这是理性在教育领域的第一次胜利;近十年来,基础教育集中于乡镇以上学校,村小学被拆并,乡镇初中日渐缩减,农村教育资源被抽空,这是理性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扩张。理性化带有形式合理而实质不合理的悖论特质。基础教育之理性化带来高效益的同时,也导致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越来越淡漠。目前,较为富强的中国社会也越发意识到,文化归宿之于中国人安身立命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所在。克服教育理性化阴影,在于文化的再植入。故而,面对教育理性化,亟待嵌入文化意识,须将本土文化嵌入基础教育之中以避免教育的无根性。     

诙谐与沉重——论宋代寓言对唐代寓言的突破

唐代寓言直接影响了宋代寓言的创作,但是与唐代相比,宋代寓言在主题、功能、风格等各方面都有所突破,基本完成了主题的人生化、创作态度的理性化以及风格的轻松化等各方面的转变。从中可以把握宋代文人在价值取向上的迷茫和失落,以及关注自我、关注个体人生,善于以理遣情的文化心态。     

论辩意识与探索精神的结合——近年来我省茅盾研究评述

在以非理性化为特征的西方观代主义,文学思潮再度以“新思潮”的面目为文学界瞩目的时候,由此而来的是对于过去已成定论的一些问题的理论转向和倾斜,以至争论。对茅盾创作的艺术价值的评论就是一例。人们几乎都认为科学的理性分析是茅盾创作的基本特征。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为尺度来衡量茅盾的创作,有人得出了否定的结论。某些海外文学史作者,对此提出了更尖刻地批评。我省的茅盾研究在1983年迅速崛起时,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估定茅盾创作的全部艺术价值?对茅盾这位文学巨匠怀有特殊感情的茅盾家乡的研究者     

行政精神的历史类型

行政精神是技术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根据科学精神与价值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构成,可以把行政精神划分为经验性的行政精神、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及超理性的行政精神三种基本类型。经验性的行政精神既不体现出人们共享的社会价值及政治价值,也没有科学的行政方法及途径,它立足于个人经验来处理社会事务。在这种初级形式的行政精神中,一切都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行政精神的理性化及价值性都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在事实与价值二分基础上产生的理性化行政精神,把行政当作一种科学及技术而得以片面发展,并且在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的过程中孕育出公共行政的科学精神、专业精神,理性化的行政精神由此得到充分展开。超理性的行政精神适应服务行政的历史性要求,是价值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并且在行政实践中得到充分呈现。     

陈子昂的谏诤实践及其文学地位的确认

在唐代文学史上,陈子昂享有极高的声誉,被推为唐诗之祖,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时间上来说,陈子昂不是唐诗革新的开风气者,但他的理论倡导和创作示范却起到了他人不能起到的作用,这是确定其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而陈子昂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又与其诤官身份和谏诤活动密切相关.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陈子昂的文学成就的取得和文学地位确立,是一个谏官的价值在艺术上的体现.     

简论朱自清散文的艺术风格

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在现代文学领域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被称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他的散文风格独树一帜,储满了诗意,又平实质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至今已成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文探讨其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涵盖了内容、语言、构思、基调、文风等各个方面。     

文学的边缘化与精神价值的守望

从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的影响人手,指出文学出现边缘化状态是后现代主义发展使然,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创作格局和研究视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创作格局上,接受主体对创作主体的中心地位进行了颠覆;在研究视野中,理论被偏置,而文化研究渐居上位。但是,处于边缘化的文学同样有其自身的机遇和活力,其出路就在于坚守文学的精神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法在价值与体系方面均取得进步,具体表现为人的私法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私法自治基石性地位的奠定、私人利益与私人权利得以确立并获确实保障、民法的科学性得到长足发展等。不过,现行民法在形式理性化的程度上仍有改进的空间。对中国社会而言,坚持民法的自主性、形式化发展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必须通过保持民法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来克服形式理性法的某些内在缺陷。     

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中国党政关系的发展

公共权力的理性化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面向。从公共权力理性化的要求来探讨中国的党政关系问题,将为我们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的理据。公共权力的价值理性维度凸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将当下的利益需求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相统一、相融合;公共权力的工具理性维度要求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建设,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     

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

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命题基于法律之内的教义学视角，着眼于法的安定性价值，强调合逻辑性的约束。形式理性化程度较低为知识产权法比较于传统民法的主要差距所在。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化，路径在于法典化、回归民法和单行法的结构合理化。     

论理性与人文的失衡及其对西方哲学的影响

从古希腊时期至黑格尔,人文精神由于西方哲学固有的理性化特点而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理性精神独大的事实及其带来的严重问题,使西方人在惊慌失措中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     

哲学风格论纲

<正> 一“风格”往往被看作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为文学和艺术所独占,似乎哲学无风格可言。这是哲学的不幸,也是对哲学的极大误解。事实上,哲学也是有风格的。在这一点上,它同文学和艺术是相似的。就“特色”而言,大凡历史上出现的大哲学家,他们的哲学都有独树一帜、大异其趣的特点特色:有的长于精微的理性分析,有的突出整体的直觉感悟,有的灌注着浓郁的生命情调,有的充溢着冷峻     

文学场域效应与创作主体的双向互动——论戴望舒与《现代》杂志的关系

主要论述了良好文学场域有助于创作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生成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以及建构话语氛围在创作主体塑造并提升自我形象中的作用.《现代》杂志为戴望舒营构了良好的文学场域,依托杂志,他提升了自身在新诗尤其是现代诗派中的价值与地位.同时,戴望舒也为杂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二者共同促成了文学场域与创作主体双向互动的发生.     

哲理散文与散文的哲学意蕴

本文运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散文这一文体进行了历时性阐释.文章认为,当下的散文创作表面上的红火热闹并不能掩盖其本质上的生机匮乏和生命质地的平庸.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哲学意蕴的缺乏.因此,关注散文创作的哲学意蕴是散文走出困境的理性化选择,这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显得迫切而重要.     

对人生的“哲学研究”——茅盾小说独具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无疑是一个独标高格的作家。他的小说,并不以吟咏风花雪月为能事,也没有描绘更多属于诗情画意的东西,甚至也没有抒发磅礴的激情。他只是冷静地客观地谛视着人生,注重于现实人生的细密的描绘和理智的剖析;他不讳言社会科学理论对创作的指导,还提出过创作是“先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茅盾《我怎样写<春蚕>》,原载《青年知识》第1卷第3期,1945年10月)的颇为出格的主张,作品明显呈现出带有理性化特点的社会分析色彩。这是茅盾的鲜明的创作个性。我以为,从这一特色中最能见出茅盾小说独具的历史价值。世界文学史上那些可     

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与现代化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理性化”是“我们时代的属命。”①确实,正是以人类理性觉醒相贯穿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从文化精神上启动了西方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对于所谓“后发展”国家来说,“理性化”无疑是求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前提和价值目标。然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对西方“理性王国”的不完满性有着自觉批判意识的中国,应该通过何种理性化之路而达于现代化目标呢?对此,韦伯将理性二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观点,给我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一韦伯在研究人类行动的文化意义时,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传统的行动、情感     

精神价值的特性及其社会效益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充分认识精神价值的重要地位,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精神价值的形成和实现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精神价值的功能作用是物质价值所不能代替的.精神产品的创作和传播,必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对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论老舍《四世同堂》的审美价值

在中国新文学的总主题中,包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在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自我反省”这种理性批判精神的创作思想支配下,坚持执行揭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民族文学的神圣使命。这个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主题,随着新的历史进程不断深化着。老舍《四世同堂》的独特审美价值,正在于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深化,其具体表现为作家通过独特的艺术视角——理性分析式的描写——对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     

祛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

韦伯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并认为理性化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或"除魔",即把一切带有巫术(magic)性质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视为迷信与罪恶而加以祛除,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人日益从巫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祛魅后的世界既取得了高歌凯旋的物质和文化成就,也带来了许多深重的问题和危机。韦伯对世界祛魅之积极意义与深刻危机的双重揭橥,使他成为现代性的"先知"和"诸神时代的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韦伯关于世界的祛魅的思想,将祛魅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