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的扩展对罗马共和国兴起的影响

如何说明罗马共和国的兴起是罗马史中的重要问题。公民权的扩展对罗马共和国的兴起有重要影响:在政治上,公民权的扩展扩大了罗马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在经济上,公民权的扩展促进了罗马经济的普遍繁荣;在军事上,公民权的扩展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文化上,公民权的扩展促进了古典文化的繁荣发展。     

论罗马共和国保民官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罗马共和国保民官制度产生的原因：王政时代后期到共和国初年，平民和贵族两大集团的矛盾是保民官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共和国初年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及平民与贵族还具有同一性的一面，是保民官制度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平民自身力量的壮大，是保民官制度能够合法产生的根本原因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以公元前190/189年为例的考察

在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性质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通过对公元前190/189年罗马共和国主要政治机构(执政官、元老院、人民大会等)的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军国大事的突出地位让执政官和元老院占据了政治舞台中心,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表现得更加活跃,但人民大会与保民官的作用和它们所代表的民主因素,仍然是罗马共和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波里比阿视罗马共和国为混合政体的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共和国时期罗马公民权的扩展(迄公元前88年)

<正> 罗马公民权主要包括公权(iura publica)和私权(iura privata)两部分。公权主要包括选举权、荣誉权、上诉权,在共和国时期还有公有土地占有权。私权主要包括婚姻权、交往权、遗嘱能力。此外,还有法辩护权、氏族全权成员权、宗教权。只有具备了上述权利,才是一个全权公民。罗马公民权的获得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出生,即以出生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主要有两种人,即合法婚所生之子女和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社之女公民所生之子女。二是通过授予,即依据人民会议决议,或依据罗马官员推荐;在帝国时期还常依据皇帝指令,把公民权授给个人、公社或民族。以出生得到公民权是一种自然获得,不需要经过     

罗马共和国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法律史意义

此起彼伏的罗马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始终围绕债务、土地、政治权利等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实际关涉平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平衡等问题。面对平民斗争的压力,罗马共和国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法律,逐一解决了债务、土地、政治权利———出任共和国各级官职等等问题,使得平民的权利与义务实现了某种均衡。罗马共和国在平民反对贵族斗争中,实现了由原来的贵族政治向新贵政治的转型,其中各项法律的制定、出台具有决定性意义。     

古代罗马成功征服

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罗马成功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对此后罗马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本文认为罗马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得益于对意大利有效的统治政策,得益于内部平民对贵族斗争的胜利,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共和国时期公民热爱祖国和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     

论古罗马平民与宪制关系的变迁

古罗马集君主、贵族、平民三种成分于一体的混合政体,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亮点,被誉为是具有稳定性的"最佳政体"。在由元老院和执政官所主导的社会中,平民虽然地位低下,没有公民权,但拥有"自由民"的身份,存在原始民主的萌芽。平民的斗争导致了宪制的深刻变革,平民获得了与罗马人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古代罗马成功征服地中海地区的原因及影响

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罗马成功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对此后罗马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本文认为罗马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得益于对意大利有效的统治政策,得益于内部平民对贵族斗争的胜利,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共和国时期公民热爱祖国和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     

古代罗马成功征服地中海地区的原因及影响

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罗马成功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对此后罗马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本文认为罗马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得益于对意大利有效的统治政策,得益于内部平民对贵族斗争的胜利,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共和国时期公民热爱祖国和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     

论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

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哲学家.针对罗马共和国末叶的社会动荡局势,他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和谐的一系列方案.这些方案包含的思想主要有:社会公正思想;社会美德思想;法治思想.虽然他力图恢复古罗马共和国均衡政体的政治实践归于失败,但他的光辉思想却成为人类永恒的财富.     

公民资格:西方民主的一种解读视角

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资格演变的过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人尚不曾拥有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特征的公民资格。现代公民资格概念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三种模式。可以说,从古至今,公民资格在形式上经历了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在内涵上,则是落实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过程。现代公民资格的“一般化”跨越了社会结构,伸展到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成为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两个政治信条的连接点。民主成熟程度是与公民资格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后发展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首先需要对本国公民资格的普及、保障与张扬作出努力。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演进

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虽然直到17世纪才随着自由主义的产生而形成,但它最终却发展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公民身份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是逐步演进的,洛克、马歇尔、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贡献.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观念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但这些批评从根本上不足以撼动它在西方世界的主导性地位.     

公民资格制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维系"领土-人口"联结、建立管治和依托基础的核心机制,公民资格制度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多方面的嬗变和发展。全球化带动下的国际人口迁移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逐步促使公民资格制度在内在体系上由对权利的聚焦逐步转向对参与和认同归属的强调,在外部界限上设立居民资格身份作为过渡筛选机制,在选择性包容迁移人口的同时对本国公民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形成了双重公民资格制度和欧盟公民资格制度。全球保护行动的日渐开展,也逐渐产生相对意义上的全球公民资格。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父亲形象研究

由于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福斯特的作品中经常缺乏父亲形象,而福斯特小说中的“父亲”问题也很少受到关注。拉康关于父亲的理论受到广泛关注,这一理论认为,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结构是组成稳定家庭的关键因素。父亲的缺失会使这一稳定结构遭到破坏,但是,由于父亲缺失遗留下的位置会由他人或他物来填补,父亲的缺失也是象征性的。在福斯特作品《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父亲的缺失就是象征性的,父亲对女儿的监控作用通过其他人物得到了实现,文本中缺失的仅是父亲的形象,父亲的声音却是贯穿始终的。     

传统公民权的“生态挑战”——从政治生态学看公民权理论

建立在吸纳女权主义和世界主义公民权理论合理成分基础上的环境公民权或生态公民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基本内涵与性质理解的全面拓展。它旨在为发挥公众在创建生态可持续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确立一个理论与实践基点,因而是一种来自公民权理论框架外部的挑战。     

伊达拉里亚人统治罗马考

对于罗马王政时代后三王时期,即所谓塔克文王朝统治时期的史实考证,学界争论颇多。经研究可知罗马第六王图里乌斯并非出身塔克文尼城的塔克文家族。他原为奴隶之子(或战俘之子),后与其母邦沃耳基的扩张势力相联合,以暴力推翻了塔克文家族在罗马的统治,建立了沃耳基人的政权,图里乌斯代表的正是沃耳基人在罗马的统治。不仅如此,伊达拉里亚的卡瑞城也曾与塔克文尼城争夺过罗马的统治权;克鲁西城甚至也曾占领罗马并恢复了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而公元前510年塔克文家族被驱逐出罗马,也并不意味着伊达拉里亚人在罗马统治的彻底结束。事实上,伊达拉里亚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约公元前475年。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的逻辑与路径反思——公民权的视角

从治理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不仅仅关系到教育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三农问题和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从公民权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则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完全公民权的实现。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其公民权的内在组成部分,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现代国家应承担的责任,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根本保障则在于宪政建设。现代国家应当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宪政建设,切实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公民权。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