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配置与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2012-2020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从要素配置视域切入，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要素配置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可经由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助益城乡融合发展；要素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故应推动前沿技术赋能数字普惠金融、提振要素配置效率、深入挖掘欠发达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潜在优势，以发挥金融与市场要素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势。     

数字金融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来自我国1326家商业银行地级市分行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大型互联网企业驱动的数字金融新业态，因门槛较低而让商业银行排除在外的众多长尾客户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在近年来获得快速的发展。一个基本而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会促进还是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我国1326家商业银行地级市分行的贷款数据匹配后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同时存在显著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具体地，数字金融广度发展会促进商业银行信贷，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银行贷款增加18.64%;数字金融深度发展会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银行贷款减少11.94%。本文分别将上述两种情形称为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两种效应依然同时存在。本文还从区域差异性和银行异质性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的差异性影响，并对数字金融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对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商业银行转型和金融业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基于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高端制造业面板数据，应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升态势显著，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状态，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全国及东部地区显示为线性特征，中部地区表现为“N”型影响特征，西部地区则为“U”型影响特征。     

数字金融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作为金融服务的新型业态，数字金融要如何实现“普惠”功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采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金融指数，探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且可以同时通过“融资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作用，即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来加强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但在“融资机制”中，数字金融主要是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贵问题来抑制盈余管理，并未缓解融资难问题。同时，在从地区、产权异质性和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三个维度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后，发现这种抑制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非国企中更加明显，数字金融不同维度的发展水平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也不同。     

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及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动态演进及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速度均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且其离散程度均有扩大的趋向;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俱乐部效应,即使在考虑空间滞后的条件下依然存在;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经济规模、人口密度、传统信贷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因素。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被视为推动碳减排直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体现为显著降低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在东部地区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应继续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强化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绿色金融政策,以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使得中国数字化技术和数字产业飞速发展。文章选取西部地区86个地级市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用核密度图分析地区城乡收入水平的空间分布与演进趋势,并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然后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后分高、低收入水平组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拉动城乡收入水平提升,且对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更大,由此可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阶段加剧了碳排放。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缓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缓解地方隐性债务发生,文章以201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隐性债务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策探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不断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为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推动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地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文章从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入手,分析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关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城乡产业融合、要素市场化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中国2011-2020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讨城乡产业融合、要素市场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城乡产业融合与要素市场化对共同富裕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分地区检验发现，城乡产业融合与要素市场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东、中部地区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城乡产业融合与要素市场化对共同富裕的协同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此效应。基于此，应加速推进城乡产业融合，打破城乡发展壁垒；加速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促成发展成果共享；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缩小地区间差距，以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出发,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推行的相关性与必要性。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展开分析,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正向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在我国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能同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风险效应”还是“协同效应”？

供应商关系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前置性关系,不仅影响企业运营资金的分配,也影响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本文基于产业竞争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提出供应商集中度的“风险效应”假说,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提出供应商集中度的“协同效应”假说,实证检验供应商集中度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以2010-2018年A股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发现,在拐点左侧,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表现为“协同效应”,即供应商集中度越高,营业成本率越低、存货周转速度越快、采购中支付更少的现金,产生的这种协同效应促使企业自有资金增多而增持金融资产。在拐点右侧,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表现为“风险效应”,即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被占用的资源越多、利润率被侵蚀越严重、盈余波动更大,产生的这种风险效应导致企业无力再承担金融化叠加的风险,因此减持金融资产。研究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在我国企业中表现为风险效应和协同效应并存,企业应谨慎对待供应商关系,与供应商建立健康的合作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问题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目前,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面临着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征信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和发展。为了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需要不断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基于此,文章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并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时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而针对这些问题为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提出一些有效的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门槛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缓解金融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强金融供给可持续性,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会产生反向效果。本文主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效果,以及数字鸿沟、数字门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收敛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其发展广度、发展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带来的收敛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并且在东、中、西部也存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就业和增加非农就业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是,收敛效果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跨越一级数字门槛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减弱;当跨越二级数字门槛后,收敛效果却加强。因此,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创造更好的条件,既要防止数字金融类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形成过高的数字门槛,又要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合成了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家庭视角展示了中国家庭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为0.575,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从需求层面看,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发展成效可观,传统银行账户服务和数字金融服务都还有较大推广空间,家庭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度明显较低,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任重道远。从供给层面看,社区层面的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依然需要重视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户、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年老家庭尤其是夹心层家庭,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明显较低。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领先于大部分金砖国家,但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影响方面,地区和家庭层面的证据均显示出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家庭层面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异质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并且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绿色信贷能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吗?

基于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自然实验平台，本文系统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影响，验证了信贷机构在环境保护中的监督治理职能.研究表明，试点区域的信贷机构，运用金融杠杆，通过信贷惩罚机制，将外部污染成本内部化为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有效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并且，这一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环境监督效应依赖于基础制度建设，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绿色信贷政策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环境责任的表现.最后，本文证明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量，促进绿色经济的实现.本文验证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扩充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同时响应了十九大报告中“发展绿色金融”的文件精神，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努力实现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的有机融合

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已经成为推进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文总结浙江省几年来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主要做法和成效,并在此基础上就进一步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提出若干建议,主要包括推进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的有机融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