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主观相对贫困

后扶贫时代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通过A-F法对农民主观相对贫困进行测算,并构建logit模型等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农民主观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0.25%,获得感维度以及经济地位、社会参与、文化活动等指标对主观相对贫困贡献度最大。（2）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且可以通过扩大收入效应与消费效应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3）村庄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相对落后地区;个体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对老年群体和风险厌恶群体更为明显。鉴于此,要加强农村民生、文化设施建设,提升乡风文明水平;打造农村数字环境,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组织公益性技能培训,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成果共享。     

农村金融对减贫的作用研究

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农村金融作为一种为贫困农户提供资金要素的途径,对减贫的作用越发得到肯定。本文介绍了当前农村金融对减贫的两种方式,即贴息贷款和小额信贷。最后,从资本视角和能力视角,提出农村金融对减贫的服务模式。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

借用非参数核密度方法,本文利用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分组数据,绘制了农村最低收入户的绝对和相对收入分布图,详细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状况。研究发现,在农村绝对贫困逐步得到缓解(但最贫困人口数量似有所上升)的同时,相对贫困状况日趋恶化;贫困人口持续减少的"表象",主要是由于其测度标准即贫困线绝对值长期保持不变,或其增幅阶段性放缓造成的。换言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是由于测量贫困的相对数值相应地下降,才保持了贫困率的逐步下降。对此,本文建议重视相对贫困问题,设定"相对贫困线"为贫困度量的另一把尺子,以便有效促进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中国城市家庭贫困脆弱性多维视角动态演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中国居民两轮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通过构建期望贫困概率模型测量城市家庭贫困脆弱性,并从全国、地区、家庭维度进行动态演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国际减贫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城市慢性贫困持续好转,而暂时性贫困却有加剧迹象;相对贫困日益突出,且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严峻,黑龙江贫困形势出现恶化,河南、湖南隐形贫困覆盖面最广,河南、湖北、湖南及重庆则是贫困高发区域。随着时间推移,贫困脆弱性年轻家庭化趋势明显,户主性别已退化为贫困脆弱性的非影响因素,而婚姻、孩子抚养问题成为扰动家庭稳定主要风险;个体教育的投入已无法形成抑制效应,只有均衡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才是减少贫困脆弱性的有效手段。从有效性识别来看,全国相对贫困线适用于慢性贫困脆弱性,地区相对贫困线适合暂时性贫困脆弱性,而高脆弱性识别则能助力精准脱贫。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     

地方政府债务、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基于创新异质性视角

利用2014-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地级市层面地方政府债务、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整体创新及异质性创新活动的关系，并考察了数字金融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2）相对于开发式创新，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强。（3）数字金融能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整体创新、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与开发式创新的关系不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为深入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制定债务管理措施、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供给侧改革下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兼论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商业银行工业信贷的影响，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资源错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水平不断下降。金融资源错配缓解显著降低了银行工业信贷规模，但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资金的经济绩效。数字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源错配缓解程度与银行工业信贷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随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银行工业信贷规模的负影响减弱，对银行工业信贷资金利用效率的正影响加强。总体而言，现阶段商业银行仍存在对“民、小、新”企业不敢贷的现象，但这类企业通过数字经济应用、产业革新等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银行疑虑。     

董事网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

数字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赋予了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变革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多重困境。本文选取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2009—2020年的数据，通过Python对企业年报的特定关键词进行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基于底层技术开发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层面，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量化指标，从社会资本视角探究董事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董事网络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信息不对称发挥了潜在的作用机制。经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网络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主要集中在技术实践应用层面。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社会网络关系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分层研究边界。     

资源匮乏型农村的贫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贫困是全球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最近几十年,人类社会在减贫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是贫困问题在我国的一些地域表现仍然鲜明。面对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状况,本文以南部低山丘陵带的安徽省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市政分析案例,调查因素主要涉及到资源状况、农民的就业、生产资金、家庭中劳动力人数等四个方面。然后采用关联分析来计算农村贫困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根据分析结果为政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使农村在国家的帮助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联合国IFAD中国项目减贫效率测度——基于7省份1356农户的面板数据

本文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设计了干预组和对照组及样本容量,构建了项目前后两个时点1356户的大样本面板数据;采用农户资产指数和农户贫困指数两个稳定的贫困代理指标,以过滤时间效应的测量误差;采用双差分、倾向匹配得分和面板回归等多种方法,定量分析了联合国IFAD项目对农村减贫的净贡献。研究表明:(1)IFAD项目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贫的作用是显著的,9省份项目实施期内有387646人摆脱了贫困;(2)IFAD项目干预对农户总资产和农户贫困指数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3)IFAD项目对提高贫困人口赋权和妇女地位、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率、自然资源、环境和风险抵御能力也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对我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启示与借鉴。     

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面面观

拉美地区的社会问题有其历史根源,但一般都与劳动就业,与教育、收入不公,与家庭、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这些原因有直接关系,而1980年以来拉美的债务危机、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又大大加剧了这些社会问题,以至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爆发出来。贫困和失业相互交织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拉美各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从拉美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经济快速发展和财富增多不会自动导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贫困现象的缓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拉美各国普遍出现了贫富两级     

后扶贫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遵循与行动路向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进入平稳转型阶段。后扶贫阶段的相对贫困已经转变为多维度贫困、发展型贫困,并具有长期性、脆弱性、动态性等新特征,为此,应全面厘清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以及现实逻辑,着重从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发展韧性、强化扶贫产业功能以及注重发展的平衡性等方面综合施策,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信任的信念基础——实验经济学的检验

信任涉及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它能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抵消一部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设计信任博弈和扩展的独裁者博弈等实验,分离基于社会偏好的信任和基于信念的信任并考察其在信任行为中的影响权重,探究社会偏好-信念-信任的传导路径.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偏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社会偏好对信任除存在直接效应外,还通过信念影响信任有部分中介效应；考察社会偏好和信念对信任影响的权重系数,发现社会偏好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信念对信任的影响程度；考察不同性别的信任结构,发现男性的社会偏好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女性,女性的信念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研究信任的信念基础和结构对中国社会信任秩序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女性创业研究

女性创业活动是提高女性地位、缓解就业压力、战胜贫困的有效途径。社会网络能为创业者提供各种有效资源与信息已经无庸置疑。论文以分析女性社会网络构成为切入点,在探讨女性创业现状的基础上,从打破心理障碍、加强弱关系投资、运用社会网络资源、增加社会资本储量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加快女性创业的有效策略。     

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与边界条件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及其资源能力边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直接促进了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同时还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资源条件下的企业创新活动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赋能方式存在差异。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效应在资源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中更显著,资源条件较好的企业则更多地从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提升效应中获益;两种创新赋能效应的充分实现都需以较强的组织动态能力为基础。     

“中国式扶贫”成为世界典范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日前在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上表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3%,低收入人口也从2000年的6213万减少到2006年的3550万,占农村人口比例从6.7%下降到3.7%。6年来共减少贫困人口1052万,平均每年减少175.33万人。     

数字经济与行政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再考察——来自卫星灯光数据的证据

由于地理障碍、行政分割等多重原因，行政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相对比较落后，但数字经济发展则为其加快发展创造了机遇。利用2012～2019年卫星灯光数据，本文在多个尺度和层面上界定了城市行政边界地区，进而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行政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行政边界地区相对更快发展，而克服地理障碍限制和缓解行政分割影响则是重要影响机制。但数字经济的这一效应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而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大城市经济往行政边界地区扩散的同时，也促进了其行政边界地区内部的集聚化。此外，利用高德地图兴趣点数据，本文也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是带动了地理依赖程度较低的产业往城市边界地区扩散。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的跨行政区协同发展提供了参考。     

后悔倾向、后悔反应与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

后悔和风险认知均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将后悔区分为后悔倾向和后悔反应，编制了《后悔倾向问卷》，考察了被试在人格层面上的后悔倾向与风险偏好的关系，同时探讨了被试在行为层面上后悔反应与风险偏好的关系。结果发现，后悔倾向与风险偏好呈负相关．后悔反应程度在收益框架下与风险偏好呈正相关。     

贫困减少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基于时序数据

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以1981年～2004年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指标,从时序雏度考察贫困人口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协整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基尼系数能够预测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反之不能成立;误差修正模型显示,贫困发生率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为正,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前者大于后者.由此认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是促进贫困减少的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减少,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积极效应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效应.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时期,确保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努力缓解收入差距是贫困减少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