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包括初始年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内的初始增长条件 ,包括政府消费比率、市场化水平和要素配置在内的制度和政策因素 ,以及包括就业水平、投资水平和效率在内的常规增长条件 ,都会影响地区经济的增长绩效。文章认为 ,劳动力市场扭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 ,而由此产生的效率差异正是促成近年来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     

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通过对2011年以来近5年的中国沪深两市A股中TMT行业的168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实证研究了高层管理人员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当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一定的时候,这能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当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就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说明,高管与员工之间存在过小或是过大的薪酬差距都不利于企业绩效的增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Baker等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资源错配视角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造成的损失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理论机制检验发现:无论是从行业视角还是从地区视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显著加剧了资源错配;但从技术进步来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这表明资源错配效应主导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拓展性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企业以及产业集中度较高企业生产率损失更为严重。     

民营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现状及对策

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如何进行有效的薪酬管理,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充分发挥员工的才能,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我国民营企业内部薪酬存在职位薪酬差距和绩效薪酬差距,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民营企业应根据工作性质设计薪酬差距,并采取灵活多样的薪酬激励和非薪酬激励模式,缓解因不同薪酬差距而导致的矛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业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股权性质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私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更加明显；经营状态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营状态恶劣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周期性方面，非周期性行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更显著。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信息披露程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的过程中均发挥负向抑制作用。     

内部薪酬差距、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G省为例

以G省2010-2018年国有企业决算数据为样本,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刻画维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区分为补偿型和义务型两类,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国有企业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内部薪酬差距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存在反向相关关系,即整体上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加大将降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在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按照双重属性进行区分的情况下,较大的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激励企业管理者增加企业的补偿型社会责任支出,而义务型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敏感性不足;政策性负担是内部薪酬差距和社会责任履行的有效中介变量,较高的政策性负担会使得内部薪酬差距对补偿型社会责任支出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增强,但会抑制内部薪酬差距对义务型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各地区收入差距的源泉分解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具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中经济的特征.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物质性要素,土地对收入增长的约束力比较弱,而且农村经济越是发展,对物质性要素的依赖作用越弱,对教育、市场的依赖性越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已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源泉在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高收入区都是市场经济发达、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化因素、教育对收入水平影响显著;随着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各地农村收入增长率有趋同之势.     

最低工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效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至关重要。最低工资政策作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权益的一项重要规定,能否以及多大程度缓解相对贫困,值得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以及各区县最低工资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工资效应与就业效应二者比较,平均而言,最低工资尽管会导致一定比例的就业损失,但将在更大幅度提升相对贫困家庭收入增长,从而总效应是积极正向的。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会因省区市场化水平和劳动保护强度而呈现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当前相对贫困治理以及完善低收入家庭的纾困举措能够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海南省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17年海南省各市县的面板数据,构建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模型,从整体和不同发展阶段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海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上看,旅游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等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城镇化、政策偏向因素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发生了变化,国际旅游岛之前,旅游发展、经济发展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际旅游岛实施后,旅游发展、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城镇化水平转向扩大收入差距,政策偏向因素持续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的变化验证了Simon Kuznets的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     

城镇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当前我国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必然会带来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笔者通过在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较大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效率与与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合理建议。     

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整体判断及适度性分析

收入差距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适度的收入差距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由于城镇在二元经济体制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有更直接的关系。许多迹象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性进行系统研究更显迫切和必要。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除受地区间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制约外，还取决于农民自身对政策机遇的把握，包括级差收益、市场化、分工专业化和产业化。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及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及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以及农民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等。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配差异过大造成的，因此必须进行农村宏观分配关系综合改革，建立与农村微观经济相适应的宏观分配体制。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会促进企业员工共同富裕吗？

全球性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促使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同时影响企业初次分配环节共同富裕导向。基于2011—2019年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就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推进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员工收入水平,促进企业初次分配环节共同富裕目标的导向;收入效应在行业与区域层面存在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影响系数最大;机制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员工收入的传导存在双向效应。本文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实现了人工智能应用指标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科学测算,为我国智能制造和收入分配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数据。     

稳岗补贴对企业员工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就业乃民生之本,稳岗补贴是中国政府稳就业的重要宏观政策,但已有研究对稳岗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检验证据较为缺乏。本文利用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稳岗补贴对上市公司员工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稳岗补贴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就业稳定性,并通过减少企业冗员显著促进上市公司员工配置效率的提升。（2）稳岗补贴的政策效应当期便会体现,且具有较好的延续性。（3）稳岗补贴对员工配置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高市场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估稳岗补贴在员工配置效率方面的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共同富裕视角下深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考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而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其中代表性的制度,因其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基于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从养老保险调节收入差距的角度,深入剖析中国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区域差异明显、制度间待遇差距显著、养老金收支失衡等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路径建议：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缩小制度间待遇给付差距,扎实推进制度增长机制,积极落实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发挥养老保险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     

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人力资本状况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匹配,导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离,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不利于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及收入增长,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又会给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及收入增长带来新的机遇。为了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今后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消除制度性障碍加速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同时在财政、金融等方面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政策倾斜。     

试论马克思分工理论对斯密分工理论的超越——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共同富裕”分为绝对意义上收入的普遍提高和在此基础上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两个层面。在绝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视角下，斯密和马克思都肯定了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二者有相通之处。而在相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视角下，斯密只研究了企业内分工，马克思既研究了企业内分工，也研究了社会分工；既在生产力层面对分工进行研究，也在生产关系层面对分工进行了研究；既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产生和相对剩余价值不断扩大的内在机制，也分析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全面超越。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启示我们，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从而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限制相对剩余价值的扩大是缩小相对收入差距的重要方法。     

新中国城乡关系思想演进与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走向深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乡内部及城乡间经济关系的动态调整,共同富裕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阶段性目标要求。通过梳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变迁促进共同富裕的思想、政策与理论,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解读共同富裕道路演变的逻辑线索,可以发现：与时俱进是调整城乡关系以促进共同富裕思想发展的理论品质;经济开放是影响城乡关系与共同富裕思想变迁的重要约束;城乡关系视角下共同富裕思想变迁存在从增长逻辑向权利逻辑转换的演进路径;学术讨论与政策制定的双向互动不断推进城乡关系视角下共同富裕思想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