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东晋庐山僧慧远与佛教本土化

东晋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迅速传播,佛教作为流行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世俗政治的矛盾日益突出.庐山高僧慧远在调和儒释道、处理政教关系、发展佛教理论本土化等多个方面为佛教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佛教在中国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略论

陶渊明与东晋名僧慧远有过交游,但最终没有像别的隐士那样追随慧远,原因大致有三:①陶渊明思想复杂,但其行事上大体遵循儒家的原则。②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与佛教有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佛教“形尽神不灭”、“因果报应说”的怀疑。③陶渊明受桓玄影响,对慧远等人保持相当的距离。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试论慧远的形神观及其与政教观的关系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慧远形神观的主要观点：形有尽而神不灭,神可传异形,修习佛典可以摆脱形累达到无患。同时论述了慧远政教观的特色：在家尽“形敬”,出家尽“神敬”,两种敬统一于“神”。并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其形神观是其政教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出慧远政教观的实质在于调和政教矛盾,归结点是“敬”,其形神观和政教观都是佛教中国化的努力     

文化视域中的慧远报应思想

慧远主要站在佛教的立场,对中土报应思想进行了改铸,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报应思想体系。慧远报应思想具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意蕴。     

慧远佛教教育思想探微

慧远佛教教育思想探微张捷，陈旭远慧远（３３４—４１６）是东晋后期继道安（３１４—３８５）后的佛教领袖，是佛教教育走向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之一。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出身世族仕官家族，１３岁随舅父游学洛阳各地，‘气博览《六经》、尤善《...     

东晋沙门礼敬王者论争新探

随着东晋时期佛教融入中国社会,沙门礼敬王者论争先后两次爆发。按照原有理解,论争被视作中国儒家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一次交锋。但如果重新审视两次论争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在玄风大畅的文化背景下,第一次论争的庾冰与何充等人共享了“自然——名教”的话语结构。这种话语结构以“礼敬”为中介,进入国家治理层面。双方的矛盾仅是治理手段的不同。其次,延续这种话语结构,第二次论争的桓玄与王谧等人在君王神圣性与敬的表达方式两个问题上形成了玄学化的共识。论争在玄佛合流的语境下进行。最后,慧远为了与奉佛士大夫群体对话,以玄学作为主要话语,将佛教报应说与之统一,并最终落脚在中国传统的形神观。这也是佛教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文化的缩影。     

庐山佛经翻译初考

庐山东林寺由于慧远主持之力,在西域求法和佛经翻译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时重要的佛经翻译中心之一。庐山经录不仅是当时佛教翻译的记录,还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献。庐山经录开创了断代经录的先河,在我国佛教史和目录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聊斋志异》因果报应思想批判

因果报应思想是我国古代迷信同佛教思想结合的产物。自汉末佛教传入,特别是自东晋僧人慧远极力弘扬以来,这种思想不仅影响我国古代的社会生活、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给小说创作打下不可忽视的烙印。本文拟对《聊斋志异》中表现出来的因果报应思想进行一下清理和批判。     

两种文化视域中的慧远形象差异及其成因

慧远精于论义,以弘法为己任,是东晋的佛教大师。他在精英文化视域中蕴藉儒雅,呈现出遁世得道的高僧面貌;在通俗文化视域中世俗、神异兼备,展示为入世苦修的神僧形象。两种文化关注点、兴奋点的不同导致了慧远形象的这种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与佛教

在佛教的初传阶段,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以儒教为统治理念的国家体制。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只能无可奈何地妥协、从属于这个国家体制。因此,历史上虽然曾经出现过有意识地站在出世间的立场上的慧远与桓玄之间的有名的“沙门不敬王者”的论争,以及延续至唐代的“拜不拜君亲”的论争。然而,作为社会存在,佛教教团始终被置于国家统治之下。例如,出家、得度即度僧或建寺、铸造佛像等必须取得国家的承认或许可,如果违背国家统治即属违法,成为镇压对象。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教团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与发展这一问题来说,搞清楚国家统治的实施办法非常重要。可以确切地说,国家的佛教政策是研究政治     

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

《莲社高贤传》所载陶渊明与高僧慧远法师等人结莲社一事虽与事实不符，但从中仍可反映出渊明对佛教态度的“通性之真实”。他不赞成放弃世俗生活的乐趣入山念佛坐禅，但并不排斥佛教的许多精义。他追求生活与心灵的自由自在，与后来的禅宗宗旨颇切合。由此观之，他的思想境界比慧远法师等人要高明得多。     

净影慧远佛性观对其净土思想的影响

南北朝晚期地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净影慧远,他对佛性的阐释是以如来藏思想诠释佛性思想的。对慧远《观经疏》《大乘义章》等论著的研究发现,他在论述净土思想时的语言表达、思维模式、论证形式都与他对佛性思想的讨论接近,甚至一致。慧远以"佛性之因"论证"三土差异",以"性之四门"描述"四门往生因",以"二门体状"讨论"染、净关系",以"不善阴等四门"疏解"五逆十恶"等,不仅推动了佛教解经学的发展,而且赋予净土思想更多的义理色彩。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一代佛学大师。他深居庐山,却能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除了佛学理论体系外,在佛教的诸多方面如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对其师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一举成为整个佛教丛林当之无愧的领袖。     

《庐山远公话》的虚构及其意义

敦煌写卷《庐山远公话》讲述庐山远公的传奇故事 ,是以东晋高僧慧远为原型 ,经说话人辗转流传、不断丰富加工而形成的一个抄本。其中一部分内容以慧远生平事迹为基本线索来铺张敷衍 ,更多内容则完全不依史实而构撰 ,“话说”的性质十分明显 ,虚构的成分占主流。本文从该写本的虚构入手 ,通过对史实与虚构的比较分析 ,揭示其虚构在讲唱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特殊意义 ,并试图寻绎佛教以讲唱方式在中国传播的演进轨迹。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

庐山慧远及其周围僧俗人士在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嬗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东晋玄学之士将客观景物看作崇尚自然精神之象征不同 ,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和慧远《佛影铭并序》反映出兼融中土文化传统与佛教观念的新山水审美观。它一方面兼重物、我和神三极 ,另一方面又强调主观感悟的沟通作用。这种新山水审美观直接影响了宗炳山水画论的形成和谢灵运山水诗创作实践。     

社会镶嵌：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宗教行为的新解释框架

以往探讨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常采用"世俗化"、"宗教市场论"与"全球化"视角,但事实上这几种范式都有其局限性,而"社会镶嵌"能超越这几种范式,为宗教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社会镶嵌"具有怎样的理论意义,社会市场因素如何嵌入佛教发展脉络中,将对宗教权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避免社会过度镶嵌的情形.由于社会市场机制的"过度镶嵌",不仅引发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商品观念之间的矛盾,也在摧毁佛教发展的根基.对于佛教组织而言,也许"过度镶嵌"并没有造成组织的没落或消失,反而在消费市场中取得流行的风尚,但是现代社会这种外在的消费心态造成佛教组织失去其原有的精神信仰,这样还算佛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