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及其启示

公共伦理制度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公共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本文重点介绍了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概况,主要涉及伦理立法和机构管理的内容。借鉴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应做到对公职人员道德要求实事求是,分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既要道德“自律,”更要强化公共伦理制度的“他律;”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应注重实效性,防止流于形式。     

论信念伦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视为人类活动中的两种基本伦理导向。其中,信念伦理强调善良动机的重要性和目的对于行为选择的支配性。公共危机管理理念之下,需要有信念伦理的自律,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行为导向与约束,这既出于公共事务管理本身的需要,也基于公共危机应对的要求。同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当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行为导向有机地结合起来。     

高职院校职业伦理培育的专业课实现路径

职业伦理指职业活动中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而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属性,则使得其职业伦理培育的需求更加凸显.专业课是职业伦理培育的主阵地.形成以政治要求为引领、行业需求为依据、职业发展为目标的培育要素来源系统.构建导学部分引领、主体部分渗透、课堂活动冲击、伦理专题升华的培育路径.通过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建设提供培育保障.     

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困境与风险:基于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职业伦理困境和风险产生于社会工作实践当中.然而,关于我国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研究却多以伦理理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以哲学思辨为方法,缺乏实践案例与实证分析;与伦理困境相伴而生的职业风险也基本上被学界所忽略.因此,本研究采用多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透过“案主一社工一机构一职业”的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讨论我国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与职业风险.研究发现,以深圳、广州社工为代表的中国内地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困境,例如案主自决还是限制、隐私保密还是公开、专业服务中的私人关系等问题,多由社会工作者缺乏实践经验、专业伦理规范的模糊与缺失、案主在伦理中的主体性被忽略,以及社会工作者对伦理原则的认知误区等因素所导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又进一步产生出职业风险,如身心安全、行业处罚、被起诉等.社会工作者可以采用避免单独上门服务、规范服务流程、熟识相关法律政策、向资深从业者学习等策略去防范职业风险.另外行业协会与政府也需要借鉴欧美、港台先进经验,结合本土文化传统,搭建本土的伦理体系,并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的法制化.     

论诚信的价值:从"伦理"到"治理"

儒家的诚信伦理传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生发出新的意蕴,彰显出其伦理价值与治理功效.诚是人的内心态度,蕴涵着个人的心志专一、正心善意和公共意识.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将主观的诚现之于外产生信的客观效果即为诚信.诚信有其个体价值,于单个个体的价值在于自信从而自成;有其人际价值,于两个并存的个体的价值在于互信从而互利;有其公共价值,于社会群体的价值在于公信从而公益.并且,在政府的主导下,将诚信由伦理规范发展为社会治理规范来管理社会,将产生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实现社会公正的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治理功效.     

伦理的开端与公共伦理的理性基础

每个人都是首先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保存自我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因此"我是我"是个体生存的最初原则.然而,由于这一原则的主观性和非社会性,使得它与人类的现实本质--社会性相悖谬.因此,它必然要上升为"我是人".正是由于"我是人",使人类开始了伦理的生活,也使公共伦理有了现实基础和基本原则.本文通过"我是我"到"我是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推演,从"感性的人"到"理性的人"、"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揭示了伦理的内在原点和公共伦理的理性实质,彰显了埋藏在人类公共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逻辑线索和内在规律.     

政治伦理中的治疗型智慧--一个比较研究

政治伦理正日益成为当代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学术界目前的一般倾向是认为现实主义的伦理思路应当是公共伦理建构的主要指南.但是,超越型的或治疗型的思路也可以在公共的或制度的伦理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于东西方这方面的智慧资源,主要是希腊的和儒家的有关学说进行了探讨.     

转型时期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雏形.由此而开始的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使得行政伦理建设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自觉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行政伦理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处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转型时期,行政主体失范行为显著,行政伦理在实践中遭遇多重困境.如何重构新时期的行政伦理体系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学界流行的中心话语之一.     

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对SARS事件所做的一些反思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讲求互信伦理、互助伦理、法治伦理。客观地审视和反思SARS事件 ,可以发现我们民族、社会在有关公共制度安排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对此 ,我们应创造和提供公共伦理形成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现代公共生活领域 ;建构现代公共伦理赖以生成和发挥作用的现实载体———现代开放的公民社会的“社群”组织 ;面向生活世界 ,探寻、甄别、确立并认同作为公共伦理核心的社会“公共价值” ;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中国传统伦理的当代构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伦理必须进行当代构建.这种构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针对中国传统伦理立足于狭隘的血缘而缺少普遍性展开公共伦理的构建;其二,是针对中国传统伦理立足于外在的律法而具有强制性展开德性伦理的构建;其三,是针对中国传统伦理立足于形式的义务而忽略人文性展开情感伦理的构建.     

“诚信”的理由：公共伦理的立场

以往伦理学家们都把诚信看作是个人德性 ,在中国古代 ,“信”被看作是“五主德”(即仁、义、礼、智、信 )之一而得到特别强调。本文认为 ,经济时代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是一个普遍主义伦理时代 ,诚信是一个能不断扩展秩序的社会合作体系的必然要求 ,是人们的社会伦理义务。诚信应该从个人伦理向公共伦理过渡 ,从私德向公德过渡。     

城中村公共伦理“孤岛”的治理研究——以蒜村为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城市,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乡村社区,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社会地位使城中村与周边城市格格不入。在公共伦理方面,城中村村民整体的公共伦理意识较城市居民有些差距,形成了一种对比明显的状态,可以称之为公共伦理的"孤岛"。为了解决城中村的公共伦理问题,需要从制度改革、社会体系重组、经济和道德建设多方面同时进行,使城中村的公共伦理体系向城市靠拢,打破"孤岛"现状,并且最终在体制、经济等方面走上真正的城市化道路。     

公共理性:不是什么和是什么

公共理性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精神.概括地讲,公共理性就是指各政治主体以公正的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社会政治这一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中,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正的、可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公共理性既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又是一个蕴涵丰富方法论意义的范畴,包括公共意识、公共伦理、公共思维、公共逻辑与公共调适等一系列内容.     

中国公共权力的伦理困境和责任伦理的自觉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要求行政伦理协同进化,而这种转型的脱节尚未克服,公共权力异化现象严重,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成为当今行政的重要内容。     

公共权力运行中腐败产生的要素分析

公共权力是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要求权力行使者必须坚守和服从公共权力的目的理性.但是,由于公共权力自身的局限性和强势地位,使公共权力在运行中产生具有内在倾向性的自由扩张.进而导致公共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分离、管理职能边界不清晰、制度约束乏力等,公共权力行使者对所有者又缺乏恒久忠诚,使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衍生带偏离所有者意志的轨道,公共权力成为了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异在力量.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公共理性在社会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公共理性是公共权力应用的理性基础,以人为本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乐清事件作为公共事件,再次暴露了当地政府管理的公共理性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的缺失。这种缺失在于制度的缺陷和习惯势力的作用,在于人际信任的缺失,造成转型时代的管理危机。要对缺陷制度和习惯势力进行变革,必须束权养德,加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程序和规范;以人为本,敬畏民意,实施宪政民主,使法律成为每个人的挡箭牌;通过法治文化建设,重塑文化和伦理秩序,建立人际信任;创新社会管理,有效约束公权力,提升公信力,实现公共理性在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忠信伦理的激发与廉政建设

廉政建设中需要内、外两个方面的建设,即伦理精神的自觉和制度规范的建设。本文尝试着阐扬传统的＂忠信伦理＂基本精神,揭示这一伦理精神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突出地位及其在廉政建设这一特定伦理情境中与制度建设的基础关系,为当前廉政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思路。     

公共管理文化建设初探

公共管理文化在公共管理中很大程度上维系着成员之间的特殊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群体性和凝聚力.因此,当代公共管理改革无不重视公共管理文化的改革与建设. 一、公共管理文化的构成与特性 (一)公共管理文化的构成 公共管理文化是指在公共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公共管理活动与公共管理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其核心为公共管理价值取向.其包含人们公共管理行为的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公共管理方式和公共管理习惯等.公共管理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化,它的形成受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族特性、文化心理、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