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浅论

唐代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成熟繁荣乃在盛唐时期。盛唐诗坛上不仅出现了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等诗人共同形成的边塞诗派,而且汇聚着李白、杜甫、王维等著名诗人描写边塞的诗篇,使边塞诗在盛唐诗坛上光彩夺目,蔚为壮观,因此,盛唐边塞诗作为唐代边塞诗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近年来,学术界对盛唐边塞诗作了较广泛深入的探讨,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唐王朝在开元、天宝年间与四邻少数民族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以及边塞诗人对这些战争的态度等方面,     

边塞风物与诗歌意义——论岑参的边塞诗

大密度地出现富有特色的边塞风物是岑参边塞诗的特色之一,岑参把自己对边塞风物真切的生命体验用多种修辞手法表现出来。这些边塞风物蕴涵了岑参边塞生活的真实情感,也是形成岑参边塞诗奇巧悲壮美学风格的重要因素。     

论《文选》中的边塞诗

《文选》所选边塞诗体现出魏晋刘宋一段历史时期边塞诗的发展轨迹。这一发展变化可从两个方面阐释:诗人主体由不具备边塞意识转向具备边塞意识;诗歌从建安军事诗衍变为刘宋边塞诗。     

从唐诗看盛唐边塞气象

盛唐边塞诗歌是盛唐文学积极进取精神的承担者,它的繁荣在于边塞诗人的入边、游边和使边,其外敛的意识是儒家“兼济天下”胸怀的完美演绎。文章分析了盛唐边塞诗歌的特征:功名理想和爱国情怀;侠义精神与英雄情结;边塞风物与乐观情绪。     

论陈子昂的边塞行与边塞诗

唐代诗坛,群星灿烂,流派众多。其中边塞诗派以写边塞战争、边塞风光、边塞生活等独特风格别树一帜,深得后世喜爱。学术界讨论边塞诗,往往盛称岑参,高适,并有许多专文研究;但对于唐代初期的边塞诗作,却很少有人论及,至于对开有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的边塞诗作,尽管许多论著中提到了,但迄今未有专文加以论述。事实是:陈子昂早在青年时期就满怀报国志向,慷慨从戎,两历边塞,在筹策安边的同时写下了许多与边塞有关的著名的诗文,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边塞诗人;陈子昂的边塞诗作内容丰富多彩,格调质朴刚健,曾经对盛唐边塞诗产生过重大影响,是边塞诗从初唐转入盛唐的里程碑。     

论王维的边塞诗

本文论述王维的边塞诗出现较早，真实反映了盛唐人昂扬的精神风貌和强大的自信心。在他之后，岑参等人进一步创作出大量诗篇，形成边塞诗派。王维是盛唐边塞诗的先驱者。     

秦月汉关寄愁心——王昌龄边塞诗评析

一 盛唐,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期,也是边塞诗的黄金时代。丰富多彩的边塞诗,象奇花异葩盛开在盛唐的艺苑里。它描绘了频繁的战争,抒写了火热的边地情怀,也托寓着无数热血男儿立功报国之志。在艺术上,它又继承了前代边塞作品的优良传统,并且在题材上加以新的开拓和发展,在表现手法上进行新的探索,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基调:豪放悲壮。诚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言:“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概括地讲,盛唐边塞诗正是盛唐气派的一种形象展示。     

"边塞"考

边塞诗是中华诗国的奇葩,它深深植根于"边塞"这一神秘、苍茫、雄阔而又极富时代特点的社会现象之中,历来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本文通过考察"边塞"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内在缘由,比较全面地揭示它所蕴含的深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涵,从而有助于客观、深刻地剖析边塞诗那撼人心旌、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高适、岑参边塞诗艺术风格之异同

隋唐以来,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疆土的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边塞生活渐渐关心,一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更把立功边塞当作求取功名的新出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从隋代以来,边塞诗不断增多,到了盛唐时期,边塞生活已经成为诗人们共同注意的主题,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在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有边塞生活体验的高适和岑参。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的始兴期、元明的中衰期、清代的复盛期，这与唐宋诗之争中宋诗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致的。而综观宋诗选本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宋诗总体上不如唐诗，宗唐、宗宋派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对立冲突之后，到清代逐渐走上了融通唐宋、不拘一家的道路。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

中唐诗歌是中国诗歌由唐音入宋调的关键。皎然《诗式》的诸多理论和范畴所揭示的意义昭示着唐诗从创作构思方式到批评观念的转型,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变化,可视为中国诗学转型的理论界标。     

“莽汉主义”诗歌:“垮掉”阴影下的游走

中国当代新诗之"莽汉主义"与美国垮掉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1980年代中期,莽汉诗人初涉诗坛时,不仅可以上承朦胧诗、"文革"地下写作而汲取到今天派等精神因子,还可相当广泛地接触到已被批量译介的垮掉派文艺。在具体创作中,以李亚伟为样本,我们更可以清晰看到垮掉派作品传播对诗人创作风格转变的牵动。伴随垮掉派的强力辐射,莽汉主义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歌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形态,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先行者,但仅隔数年就衰落解体,无力成为先锋诗坛的主力。究其病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行动意识代替写作实践、以青春激情稀释人文理想;二是"文革"记忆恶性膨胀。二者合力将莽汉主义推至破坏、解构一极,而未确立积极的建构意愿。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白话为诗与新诗正统的确立

五四前后的白话诗是白话与新诗的时代结合,由白话诗过渡到新诗概念主要来自白话自身地位的确立。在放逐文言为诗的正统地位之后,白话为诗取而代之,并在"白话"与"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新的钟摆现象。这一历史过程,既参杂着白话新诗与古典诗歌决绝后自身命名的特殊性,也含纳白话为诗作为常态与正统地位的时代特征。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新诗的传统与新诗作为传统

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