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历史终结论”证伪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近年来日益暴露出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在理论上,自由理念与民主原则相冲突,自由民主理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自由民主制本身的内在矛盾使其难以成为历史的终点。在实践中,未来历史发展日趋多元,而非走向单一的终点,“历史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识形态之见已被多样发展的现实证伪。     

理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在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同样出身哈佛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已无对手,历史的演进过程也已走向完成.但是,历史是否有一终极的理想状态尚有待探讨,自由民主社会亦不是历史的终结点.尤其是支撑福山的观点的、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普遍史理论,与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冲突和经验上的不相容,更是福山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所在.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的美化资本主义粗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充满虚构的形而上学思想。其肤浅和荒谬表现在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无知和曲解,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粗俗,以及脱离现实和自相矛盾。因而,遭到各种社会政治理论学派的批判。作为对立观点的,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相反的方向,表达了与福山同样的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的愿望。要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困境,必须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入手,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相互宽容,相互借鉴,和平共处的途径,而不是寻求霸权的征服和冲突。     

黑格尔与福山:从为承认而斗争到历史的终结

自《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至今,福山的思想(包括其反民主观点)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不但从未欢呼,反而深感忧虑。福山在三个方面误读了他所依赖的黑格尔哲学:首先,福山将主奴关系中应被扬弃的要素看作是优越之人的特征。其次,他未区分生存状态上的可能性与存在论-生存论的可能性。这种混淆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使他混淆了不同种类的承认,另一方面使他错误地认为历史必有一个时间性终点,即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三个误读。尽管如此,人们仍应看到福山思想的当代价值。     

制度生命周期视阈下美国政治衰败与未终结历史——兼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观转型

制度变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基于竞争而形成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制度与生物体生命一样存在着“启动-兴起-高峰-衰败-更替”的新陈代谢周期。“历史的终结”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从大历史视角重新反思美国的政治衰败,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成功政治取决于政府、法律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均衡。制度生命周期视阈下美国政治衰败主要体现为四重维度:失衡的美国民主、基于理性选择的非理性政治、行政失灵与否决政治、基于两元合法性的美国宪政冲突。在制度生命力的竞争中,中国基于深厚而独特的东方文明,正建构一种不以西方文明为模板而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论“历史终结论”的证明逻辑及其错误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当人类历史进入自由民主阶段,历史将迎来它的终结。而造成历史必定会发展到自由民主,并最终推动历史走向终结的动力机制有二:自然科学和寻求"承认"的欲望。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军备竞赛和经济发展使得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地传播,为历史走向自由民主制打下了基础;寻求"承认"的欲望则能够确保历史必然会向着自由民主发展。但是事实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在于:一是曲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误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视为一种终结论;二是片面地将自由、民主视为人类历史的终极价值,忽视了自由民主自身存在的问题。     

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所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以西方的制度作为一种普遍适应的制度,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与世界正呈现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迹象不相符合.科技在不断发展,尚不存在一种制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历史尚未终结.     

站在历史终结处的思考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又重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主张人类历史必将终结于以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关于“历史终结论”由来已久,沿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向前追溯,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黑格尔→科耶夫→福山。不论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历史终结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基础框架是相通的,并且这些理论的根基在历史的检验中越来越显示出弱点。     

福山放弃“历史终结论”了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争论与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福山是否还在坚持"历史终结论"这一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对此,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笔者以为,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一个步步退却的过程:尽管在直接表述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承认"放弃"历史终结论",但在事实上,作为一种客观逻辑,他已经自我否定了自己的结论。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坚持和客观上的否定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更多还原     

对历史终结论当代复活的分析与批判——以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例

"历史终结论"是当代西方社会历史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通过对20世纪后半期全球形势变化的历史事实分析,重提并进一步阐释了"历史终结论"思想。"历史终结论"不仅是一种历史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对其进行分析与批判,并对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重大历史进程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西方政治思想中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完善的研究与探讨不同时期不同的思想者有不同的主张。哈耶克把追求"自由"的不同主张分为两种路径: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不同的路径选择者是基于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社会背景。古为今用,这两种路径对我们现今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也有可借鉴之处。     

政治科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政治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认识论范式.两者的矛盾贯穿于政治科学研究发展的始终,并推动着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在政治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形成如此激烈的矛盾之争,主要与两者逻辑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政治科学性的不同理解及其偏差,以及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有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关系进行批判和重构,有利于推动政治科学的不断进步.     

康有为的落寞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理性主义

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指出：近代欧洲,政治理性主义是一种影响最为广泛思维方式,＂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对照中国近代史,人们会惊讶中国近代政治也是理性主义的,比欧洲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中国,康有为也算得上是一个政治理性主义者。他一生在政治活动中屡遭挫败,与其自身的政治理性主义特质相关;其政治生涯上的失落与潦倒,除了事功方面不得志之外,也与充斥整个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密切相关。     

决策理论中的理性主义与渐进主义及其适用性

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都是决策理论中的主要的根源性模式。对这两种模式的可行性和应用性的批评、争议和讨论 ,引发了多种决策模式的出现 ,同时也使前者得到不断改进 ,促进了决策理论的发展。考察这两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探讨它们在实践中的适用性 ,考量其利弊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两种决策模式的认识 ,并使之能在适当的应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而改善我们的决策方式和决策质量     

超越政治神话 走向政治理性——近代绝对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简论

在诸多政治理论学说中 ,往往将近代政治神话的产生归结为非理性主义的泛滥 ,没有看到把“理性”本体化和极端化的绝对理性主义 ,同样导致了政治神话的产生。近代以来 ,绝对理性主义贯入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法两种政治思潮的骨髓 ,导致了政治神话广泛的产生和普遍横行。绝对理性主义的潜伏和它作为政治神话形成、横行的根源性因素 ,是人类走向未来在政治哲学领域必须加以清除的观念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类活动规定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把理性与非理性看做是基于人类实践而形成和变化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两种表现形式 ,打破了人们关于理性空间上的齐一性、时间上的恒定性的形而上的观念认识 ,取消了“理性”归约历史与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为人类超越政治神话走向政治理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说 ,政治实践必须在政治理性的硬度与柔韧性之间寻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使非理性主义的政治神话归约到理性的引导之下 ,这样 ,既发挥了人类理性必要和必然的引导作用 ,又避免了各种政治神话的产生和横行     

波普尔政治哲学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危机

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影响甚广。波普尔将苏格拉底的理性传统看作西方文明的根基,并认为其批判理性主义的实质正是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基于其批判理性主义,波普尔批评整体论社会科学方法,并且提出了零碎社会工程与开放社会的政治构想。但是,波普尔的理性主义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存在重大差异,这一理性主义究其根本是非理性的相对主义,完全无法证成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和政治构想。波普尔的相对主义政治哲学源于启蒙道德的危机以及波普尔对这一道德的非理性前见,它事实上加深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危机。     

简议牟宗三圆善论的理性主义困限

牟宗三的圆善论既是他的道德哲学，也是他的玄学本体论的最终归宿．本文着眼于近代哲学转向的大背景，探讨了牟宗三的困善论在改造和试图超越康德实践哲学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选择，认为他不但没有走出康德的困境，反而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结局端在于理性主义认识的片面性和由此所导致的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使得圆善的设定只能成为一种良知的企盼，而与现实的道德生活却很难发生联结。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理性主义在语言学史中的地位

从古希腊关于语言起源的“名实之争”,到17、18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关于“语言天赋论”的不同观点,再到当代美国结构主义和生成语言学派之间的对立,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始终贯穿于西方语言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如果以理性主义的视角梳理西方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探讨理性主义在语言学史发展中的地位就会发现,理性主义使语言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而又成为一门领先的学科,影响着其他学科的发展。     

12世纪“文艺复兴”的政治含义:理性霸权和迫害之风

在世界政治史上 ,欧洲封建政治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艰深的研究领域。欧洲封建国家多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又因国家体制发展的不充分而实行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制 ,封建王权的发展演进比较滞后 ,封建政治割据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些似乎都构成了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不同特征。此外 ,欧洲的各封建国家政治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治发展模式 ,这也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史学界在中西封建政治的比较中常常论及欧洲的情况 ,但实际上 ,我国学者对欧洲的封建政治研究却处于初始阶段 ,既存在着诸多需要填补的学术空白 ,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 ,本刊特约请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以“欧洲封建政治史研究”为题进行探讨。这一组笔谈文章 ,从各自的论旨出发 ,论及了国内学术界所不太熟悉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推动欧洲封建政治史的研究 ,深化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封建政治史的比较研究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