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

南朝齐梁时期 ,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齐梁君主对门阀士族的基本态度是 :改朝换代之际 ,利用门阀士族来装点门面 ;让他们充当御用文人 ,以满足自己对文采辞章的偏爱 ,仅此而已。与此同时 ,门阀士族政治、经济地位则一落千丈 ,代之而起的是寒人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全面控制。士族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生存处境 ,然而进退失据 ,应变无方 ,自处乏术 ,最终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程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也为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析武则天时期士族地位变化的原因——从宫廷斗争的视角

门阀士族作为中国地主阶级的一个掌握特权的特殊阶层,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唐朝,门阀士族逐步丧失了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武则天统治的前后一段时期,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士族阶级自身具有的集团性、分裂性以及皇族统治集团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士族的地位经历了一次直线式的下降,加速了士族及士族制度的最终消亡。     

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

东晋末年,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出身寒微的刘裕和仕途坎坷的吴姓士族结成了同盟关系。吴姓士族对刘裕忠心耿耿,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了刘宋建国前几乎所有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为刘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刘裕的器重和信任。刘宋建国后,虽然吴姓士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刘宋皇室为取得侨姓高门的认同,大力笼络侨姓高门,吴姓士族的地位依然低下。     

刘宋年间士庶升降与诗人心态

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刘宋时期，随着门阀政治的瓦解，士庶地位升降浮沉，诗人心态各异，由对抗逐渐走向消解。     

刘宋初期的皇权政治与佛教

刘宋初期的皇权政治与佛教杨耀坤以前史学界一般认为，两晋南朝的政治，都是高门士族统治的门阀政治，其实并不尽然。真正的门阀政治，只有东晋一代。１９８９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对此即有精辟的论述。而南朝的政治，更不能称之为门...     

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

<正>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这不仅是东晋王朝由此而亡,也标志着在江左运转百余年的门阀政治的终结和皇权的重振。刘宋时期,皇权重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东晋后期数十年政治发展演变的结果。在东晋门阀政治局面下,当轴士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随着门阀士族支配地位的动摇以至衰落,门阀政治必然要回归于皇权政治。所以,从孝武帝太元年间起,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士族门     

略述南朝士庶政治势力之消长

南朝门阀士族先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刘裕废晋时，士族开始衰落，寒门庶族逐渐兴起，造成士庶不分的局面。     

论魏收的门阀士族思想

魏收以门阀士族思想审视历史 ,将门阀士族代表人物作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对象 ,以门阀士族的谱牒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 ,并在士族人物传记中大量附载其宗族谱系 ;他对士族人物的识量器局特别有兴趣 ,喜欢在列传中描绘其状貌仪容、神态气质等 ;他以门阀士族思想评论人物 ,喜欢在史论中对士族人物的家世、权势等大加赞赏。魏收的门阀士族思想是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家庭出身所决定的     

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本文认为，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内容有着广泛的影响。谱牒学的兴起，纪传体史的发展，人物传纪的发达，方志的形成，都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又使这个时期的史学存在许多历史的局限，影响史学的正常发展。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

形成并确立于曹魏的士族门阀制度，在两晋时走到了顶峰。其基本特征就是维系和保障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一方面，它在士族与寒族之间竭力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寒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努力屡屡化为泡影，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抹平自古以来横亘于君臣之间的界限，极大地限制了原本至高无上的皇权，带有某种“民主”的色彩。基于上述特征，士族门阀制度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皇权与寒族两方面的挤压。因此，在步入南朝之后，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婚姻观及其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特殊的地位，为了维护门第的庄严性和血统的纯洁性，这一时期的士族婚姻板重门第。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的婚姻观念和准则，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病，危害到门阀士族自身的发展，并加速其衰落。     

谢灵运诗歌的士族色彩、情调之成因与表现

诗发性情之和。诗人性情之产生与出现 ,常常与他生活的社会时代与政治环境紧密相关 ,并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谢灵运生活在晋宋交替时期 ,士族政治地位的下移 ,给他的心灵带来了种种创伤和忧愤 ,为此 ,他在政治上曾作过努力的奋斗 ,但失败了。他的诗歌创作便是在这种境遇下展开的 ,因而具有强烈的士族感情色彩 ,忧时悯世 ,慷慨凄婉 ,孤寂冷峻的情调。     

汉魏六朝时期人物别传综论

别传是汉魏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人物传记，以显明的特．或区别于当时的纪传体史著中的人物传记。别传以汉魏六朝时期的名士为主要摸过对象，并随着名士之风的流行逐渐发展起来，汉末两晋时达到了高潮。两晋时期，随着名士与高门士族的结合，别传成为专门授述士族人物的人物传记c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刘传也很快衰落了。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由乱世之教育看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选举制度,是由其特定的教育环境所决定的.曹魏之初,随着整体社会教育的衰微、门阀士族的形成,朝廷在与大族相妥协的情形下创立九品中正制;晋时,由于士族家学独盛,门第被无限夸大,九品中正制又独为士族所把持,将维护士族利益之功能发挥到了极点;南北朝时,君权回归、教育复兴、士族衰微,作为士族阶层把持选举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便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其演变历程,实是选举制度在乱世教育衰微情形之下的一种病态反映.     

沈约《宋书》述评

沈约出身于江东高级门阀士族,博通群籍,历仕宋、齐、梁三朝,封候拜相,文才横溢,深谙当时典章制度,为他撰写《宋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宋书》代表了沈约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虽然继承了何承天、山谦之、孙冲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对刘宋历史研究的成果,但多有创新。《宋书》根据时代特点,为门阀士族立的传几乎占“列传”的一半,创设了《思（?）》、《孝义》、《索虏》、《芮芮》、《（般木）（般木）》、《鲜卑吐谷浑》、《氐胡》、《蛮夷》等传,全面地反映了刘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情况。《宋书》的八志提供了刘宋时期天文历法、礼乐制度、官吏制度、自然地理、物产气候和州郡设置的重要资料。《宋书》是研究有宋一代门阀政治变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国际交往和典章制度的珍贵资料。     

“以无为本”：王弼政治伦理的价值理念

魏晋士族门阀政治制度,是以正始玄学家王弼的政治伦理观为基础设计并运行的。王弼政治伦理思想是对＂贵无论＂的批判继承,确立了以＂以无为本＂的价值核心,为魏晋政权提供道德指向,并且厘清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为门阀士族提出＂得意忘言＂的处世之资。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为门阀士族提出＂循本规末＂的治世之道。魏晋士族政治制度正是通过王弼提出的政治伦理观,为士族门阀制度提供了合理的思想内核和理论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