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

文章从权衡视角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调整机制。经验证据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投资存在极强的理性,会在外部压力、公司特征与成本之间确定最优的社会责任投资,平均的调整周期为1.460 8,这与静态权衡预期一致;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别导致朝目标值的调整速度存在差异,当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高偏于最优值时,呈现出较快的调整速度,而低偏于目标社会责任时,调整速度较慢,对应的调整半周期差异为0.432 0,这与动态权衡预期一致。因此,研究的直接启示是不仅需要政策压力迫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需要引导利益相关者更好地进行回应,从而使企业更有动力去践行社会责任。     

最优货币数量与消费攀比

本文在一个随机技术冲击驱动的模型经济中,将消费攀比引入个体效用函数,研究了个体间存在消费攀比时的政府最优货币政策问题。本文发现,当个体之间存在消费攀比现象时,政府的最优货币政策是一种反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当经济萎缩时,政府通过降低名义利率来刺激经济;当经济过热时,政府选择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使经济冷却。该结果类似于Keynes理论中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但本文是在一个最大化个体效用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得到的,并且产生的机制也不相同。另外本文结果表明,个体之间的消费攀比产生了外部效应,为抵消外部效应所带来的效率丢失必须引入新的扭曲税,此时最优名义利率不为零,从而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需要修正。     

不确定条件下个性化产品提货时间损失规避行为模型

研究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者风险规避行为对决策的影响,利用前景理论对决策者的风险规避行为进行建模,分析风险规避决策者的决策值与完全理性决策者的决策最优值的偏差。并以个性化产品销售企业最佳提货时间设置为例,通过建模和分析发现：当货物提前到达的边际损失大于延时到达的边际损失时,决策者越是进行风险规避,他设置的提货时间就越比风险中立者设置的最优提货时间小;当货物提前到达的边际损失和延时到达的边际损失相等时,不管决策者如何进行风险规避,他设置的提货时间都和风险中立者设置的最优提货时间相等;当货物提前到达的边际损失小于延时到达的边际损失时,决策者越是进行风险规避,他设置的提货时间就越比风险中立者设置的最优提货时间大。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程度探析

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思想源远流长,既有增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主张,也有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主张。“政府干预”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干预”与“干预净收益”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并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干预”。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一直在调整“政府干预”程度以满足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历年的“政府干预”程度就在“最优干预”程度上下频繁波动。政府应当谨慎的决定增加或者减少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以使“政府干预”产生最优的“干预净收益”。     

社会政策目标选择对就业政策的影响

通过建立三维模型,分析了社会政策目标选择对就业政策的影响;以中国建国以来执行的就业政策对模型进行验证,提出影响就业的因素不仅有凸显的因素,而且还有非凸显的因素;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运用所有的政策资源对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进行控制或消解,而在实践中,决策者因追求的社会政策目标不同,制定就业政策时运用的政策资源将会产生较大差异,就业政策控制或消解的就业影响因素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东风标致307——高科技翅膀助君乐行天下

狮眼聚焦——中国交通现状目前,国内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千多万辆,是全世界机动车保有量增长最快的国家,而这一数字仍呈快速上升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日渐紧张的交通状况成为最直接的安全隐患。仅2004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567753起,直接财产损失27．7亿元,当庞大的数字摆在眼前,当悲痛的教训发生在身边时,人们才能亲自体会到安全行车的必要性。对此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道路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人、车、路”等诸多因素,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中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政治学分析

汇率制度选择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当汇率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时,是放弃既有的汇率制度安排还是改变其它宏观政策安排,往往必须考虑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博弈。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中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实质内容是:美国政府基于其国内政治经济压力而试图对中国在寻求汇率制度安排的动态最优解时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中国政府则基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维护稳定政治经济环境的需要和对渐进式改革的政策偏好等因素而力图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此,中美人民币汇率争论是一个典型的汇率制度选择过程中的大国政治博弈案例。     

制度性退出障碍下结构调整政策的有效性

当企业的退出存在障碍时,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干预,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国有企业中,由于政府的双重角色,使得在某些情况下,亏损企业的继续营业可能对地方政府更为有利.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结构调整政策的执行中,由于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将没有积极性严格执行政策,从而使得调整政策趋于无效.     

纵观普京连任

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令人关注。尽管人们对他前四年的执政有所了解,但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对他连任后的安邦治国方略、对外政策取向等缺乏完整、严谨的见解。尤其是中俄关系,尽管框架已定,但仍存在变数。纵观普京连任,其治国的“三套车”未必奏效,振兴俄罗斯经济目标难以在短期內兑现,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因素有待释放,中俄关系中的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在国际关系中,平等、互利、双赢、互谅、互信是至关重要的。中俄双方应在建立互信机制、推动战略关系等方面,针对双方敏感性问题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主动提出可行性举措,诸如建立中俄相互通报机制、扩大交流等,以推进双边关系。     

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协同治理研究——基于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策略互动的动态演化视角

借由演化博弈的分析方法,引入中央政策的发布强度、治理主体的支付参数与行动策略等变量,运用协同治理的博弈均衡,构建决策临界曲线,讨论了中央政策的外生干预、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策略互动对社会治理均衡状态的共同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协同治理水平依赖于政策制定的最优水平、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组织的发育水平;而推进政府部门的行政体制改革、强化社会组织的独立自主性将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演化博弈方法突破了社会治理分析的静态逻辑,提供了一个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央政策干预通过改变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决定着社会公共领域协同治理均衡的内在机制,描绘出社会协同治理的潜在演化路径。     

放宽农村金融准入后的金融排异和金融普惠

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是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方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存在质量和数量问题,表现在农村社区、监管部门和现代金融体系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排异"。对于农村金融准入政策的放宽,最优金融结构、渐进式增量变迁、机构多元等观点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制度缺失和内外双乏力观点则对其提出了质疑。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入金融生态系统时,会被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惯习识别为异类,并最终被组织体系、监管体系和服务对象排异。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要合理定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分类指导监管,并完善支持体系。     

防止误将油门当刹车事故装置开发设计

驾驶汽车过程中，错踩油门（油门当刹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本装置根据发生交通故事前驾驶员紧急制动时，踩踏刹车踏板的力度远远大于踩踏油门踏板力度的事实，通过检测踩踏油门踏板力度，对驾驶员的操作进行判断，当检测到误操作时，自动切断发动机喷油电路，并使车辆强制锁定在紧急制动状态，直至重新起动发动机，从而防止此类交通事故的发生。     

交通政策对主卫城间多模式交通选择行为的影响及系统效益测算

交通政策和管理措施的实施会对主卫城间多模式复合交通出行行为选择方式和系统整体效益产生影响,需要科学评估其影响程度,为城间交通模式的协调配置提供参考。在对城间交通模式及其出行行为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MNL模型和基于Logsun差异的效益测算方法相结合,针对城间4种典型的交通模式,通过构建基准情景和多种可能情景,测算了不同交通政策实施对城间交通出行选择的影响和出行者效益。结果表明,实施公交优先（减少乘客出行时间）对城间交通出行选择行为的影响较大,并具有较明显的系统经济效益,在协调城间交通模式配置时可优先考虑。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     

信息瀑与协调失灵——一个基于网络外部性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及其进展

经济行为人来自某行动的所得与采取同样行动的人的数量呈相关性时就存在网络外部效应,此时,人们的行动是互补的。若分散的私人信息不能有效加总,当决策者采取序列互补行动时,就会出现非理性的从众行为,当行动者放弃自己的私人信息而跟随前一个人的行动时,信息瀑就发生了。如果将行动置于不确定性、互补性和分散信息状态下,不论是否序列行动,都可能发生群体协调行为的失灵,这会导致帕累托无效率的结果、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内生水平产品差异与最优贸易政策

与以往分析政府最优贸易政策的文献通常假定产品同质或者差异程度外生给定不同,文章假定产品的水平差异内生决定,建立一个三国两厂商的三阶段博弈,探讨厂商进行Cournot数量竞争下本国政府的最优出口政策。结论发现当产品的差异程度内生决定时,提高出口课税会制造水平差异效应,降低厂商之间的竞争,提高本国利润水平,因此本国最优出口政策为征税,而不再是补贴,与以往文献不同。若产品的水平差异程度外生给定,则水平差异效果消失,本国最优贸易政策为出口补贴;并且,产品外生差异程度越高,本国政府的出口补贴率亦越高,与以往文献的分析相一致。     

从驾驶员素质管窥交通问题的解决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堪称已经进入了“车轮上的中国”时代。但是随之而来的交通问题也在增加，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问题的核心，则直指驾驶员。部分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还不强烈，文明驾驶习惯还没养成，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解决交通问题的聚焦点主要在于预防交通事故以及提高道路通行效率方面，在这两方面，驾驶员的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澳门总督知多少

从1616年起,澳门便有了澳督之设。300多年过去了,澳门前后共经历了127届总督。据记载,第一任澳督名为马士可路,1623年到任。1837年边度为第77任总督。从1842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先后有36位葡萄牙官员任38任澳门总督。边度在1843年连任第78任澳督。1949年任职的是第116任总督柯维纳,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第84任澳督基马良士,共连任12年。复任次数最多是巴波沙,先后担任第107、111、114等三任澳督,他是一位文官;而且是首位在任内病故的澳督。其次是高士     

“门户开放”:美国对华政策史一页

(一) 在近代美国对华政策史上,“门户开放”政策可以称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一页。它引起了中外学者那么多的讨论,以致到现在,关于它的性质、意义和历史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存在着分歧。“门户开放”是美国首倡的对华政策。当时的美国所以要提出这个政策,既不在于美国的决策者们对中国抱有善心好意,也不在于他们比别国的侵华政策制定者更加阴险狡诈。就是说,政策的成因,不能到决策者的头脑里去寻找,而只能到支配当时美国国内外     

比较视野中的交通过失犯罪——以过失危险犯为切入点

理论上认识的不统一,未能给惩治交通过失犯罪的刑法立法提供充分的指导,进而会导致不完善的刑事立法无法对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犯罪起到警醒和预防作用.文章通过对境外相关法律的比较研究,从社会危险性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严而不厉刑事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应引入过失危险犯理论的可行性.认为我国应依据过失危险犯理论,对刑法总则过失犯罪条款和分则交通肇事罪相关条款作相应修改,同时指出应丰富过失危险犯理论指导下的交通过失犯罪立法层次,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