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所见的儒

近年我在甲骨文中发现了一个需字。甲骨中多载子需之事,子需是一个人名,他和历史上的儒家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现将自己对这一史料的初步分析写出来,以备对反动的孔孟之道深入批判的参考。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一儒字的形音义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甲骨中作需字,即原始的儒字: (?)《京津》2069(?)《续存》1859《甲骨文编》系此字于汰字下。按此是原始象形字,不应作形声字处理,释汰,非是。此字又见《金文编·附录》作:     

《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集》所载丰富史料显示出明中叶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激烈变化。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的改革和基层管理体系的调整。经济方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业贾和习儒并举,在儒贾互动的过程中,儒贾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方面体现在宗族世婚制依然盛行,又有所松动。《仁峰集》所载史料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一般特点,对阐释整个明中叶社会的不少问题亦具独特价值。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万历野获编》点校献疑

《万历野获编》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明代史料笔记,收入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的点校本存在数量较多的字、词、标点等方面的错误,因此很有对其再进行一番校勘的必要。该文运用陈垣归纳的四种校勘方法,对《万历野获编》因不明语法或不明词义、或不明典库制度,或不明古书文例造成的错误进行了校勘。     

论梅山宗教中存疑的几个问题

神秘的梅山文化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特色,本土的梅山教与外传引进的儒、佛、道、元皇教及融合贯通、互补兼容的现有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极为复杂关联和各种离奇的传说.以至于各种史料记载和讨论研究,均出现诸多矛盾,存在诸多争议,须经专家学者致力澄清.     

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王勃《滕王阁序》儒、道和合思想解析

前人多以文学角度研读《滕王阁序》,但该文亦有儒、道思想和合的深意。其中既有从志趣、节操两方面对儒家情怀的表述,也有从风骨、心境两方面对道家生活表示向往。《滕王阁序》中的儒、道和合思想,有儒家为进、道家为退;儒家为显、道家为隐;儒家为入世,道家为滋养等三方面的意味。     

《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新发现钱谦益佚文考论

清初名僧智操的《寒松操禅师语录》卷首收录钱谦益《寒松操禅师语录序》,该文不见于钱仲联先生整理的《钱牧斋全集》,是一篇集外佚文。该文的发现有助于澄清钱谦益的禅宗观,全面把握其对语录的认识,他并未完全否定诸方语录,对富新意、有心得的语录表示肯定和赞赏,显示其批盲禅、救正教的愿望。他明确表达了佛教的经世思想和以"忠孝"为核心的儒佛相通理论。该文从侧面可见出清初曹洞宗内部法嗣之争,对研究钱谦益的佛教思想、僧侣交游和佛教史有重要价值。     

王褒卒年新考

该文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对王褒的主要生平事迹之考证,推断出王褒约卒于汉宣帝甘露四年。     

评封建末世的“儒法斗争”

儒法斗争是“四人邦”在大造篡党夺权舆论中,鼓吹得十分起劲的题目。一九七五年第二期《北京大学学报》抛出署名柏青的《<红楼梦>与封建末世的政治斗争》,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该文武断地宣称,直到封建末世的清代,不只存在儒法斗争,而且是“更为深入地进行”。这是极其荒谬的,既在理论上毫无根据,也缺乏起码的历史材料可资证明。     

眉公思想之探究

眉公没有专门的思想论著,但其思想从其著作中有所体现。本文深入其著作,从其作品所反映的主题入手,结合其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全面探究其思想,力图对这位长期以来颇受争议、亦儒亦僧亦道的山人作出全面的思想认识。     

先秦“小人儒”审视

“小人儒”是与“君子儒”相对的概念。儒的阶层中有“小人儒”,他们忽视仁义原则,仅仅注重个人的实际利益,满足口腹之乐,强调衣冠外表,子夏、子张、子游就是突出的代表。孔子界定小人儒有六点依据:注重外在事务,忽视内在修养;深入微观,宏观把握不够;注重功利需要,轻视或者忽视道义主张;对儒家实质认识和行为上有偏差;没有实行好“中庸之道”;加剧儒家分化,使道家、墨家、法家发展。俗儒、贱儒、假冒儒、衣冠儒、士君子就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小人儒。     

关于琅邪王氏史实的几个问题——兼与卜宪群先生商榷

<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琊王氏为中心>一文有几处史实错误,对一些史料在理解上,也有失当之处,故其中个别的结论也有待于商榷.但该文对琅琊王氏家族的分化及衰落的基本结论还是精辟和正确的.     

明清徽州新儒贾观内涵与核心价值取向的再探讨

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宋明新儒学的世俗化伦理思想,对儒贾(士商)观的内涵和职业伦理价值做了转换与重构,提出"贾不负儒"、"良贾不负宏儒"和"左儒右贾"、"儒贾事道相通"、"贾服儒行"、"士商异术而同志"、"儒名贾利"、儒贾"迭相为用"等反映新儒贾观的诸多新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有着丰富或特定的内涵,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思想联系,既反映了明清徽州在儒贾观的转换和重建方面的多重认识,又体现出这些新观念仍然秉持儒家的核心价值取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     

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发现,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能够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以前研究的结论,影响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导致新的学科的形成,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历史的真相很难保存。现存的史料同历史实际相比,是局部的、片断的,存在着固有的偏向。人们在研究文学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的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史料是有限的,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无限的。某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往往能直接影响对某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正确地体悟分析和评价史料,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统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     

潮人崇儒亦善贾——试论潮人文化心态的二重性

作为潮汕文化深层次底蕴的潮人文化心态异常复杂,一方面由于儒文化的濡染浸润,呈现出强烈的家族观念与祖先崇拜、尊儒重礼、好中庸、追求精细技巧等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经商传统的影响而呈现出冒险开拓、崇尚奢华、团结互助等特征。传统儒文化与重商观念存在对立,但也有融合,儒文化对潮人的经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代散曲中的戏曲史料及其价值述略

在元代散曲中,存有一些有关元代戏曲的史料。通过梳理、分析,大致可把它们归纳为四类:一是有关元代戏曲演出的史料,二是有关一些戏曲家的史料,三是有关部分乐妓的史料,四是关于少数戏曲故事和戏曲剧目的史料。这些戏曲史料的存在,有一定的补遗价值、认识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中“崇儒公”的史料辨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晚清重臣胡聘之出卖了山西矿权,是历史的罪人。然而,笔者根据最近发现的一份珍贵史料《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平定古称石艾)进行分析后认为:胡聘之积极参与了山西的保矿运动且起了重要作用。文章即以此为基本史料,将《纪闻》与其他有关史料相佐证,确定文中反复提到的在山西保矿运动中于幕后起策划、组织作用的"崇儒公"就是1895-1899年间曾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