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型民主到自主治理——一个多中心治理生成的政治理论阐释

伴随现代性政治的重构,民主在当今的普适价值应该以公共性原则为支持.传统代议民主制的各种制度安排发生的最重要的演化和发展,使得多中心治理不仅成为诠释民主的契机,而且具有"话语--知识"建构的效应.多中心治理作为民主的一种综合表述方式,意味着治理型民主和强势民主深度嵌入公共治理之中,"使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民主发展的具体型态.民主型态的流变,也具体体现在宪政秩序的变迁与重塑之中,多中心治理的生成引起宪政关系的深刻嬗变.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对理解国家治理属性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结构、内涵、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现代西方形成的民主-专制体制论、法治-人治论、威权-民主政府优劣论、公民社会等所谓"普适"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提出了国家政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地位;市场模式中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主体;社会领域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等,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式的条件性。马克思国家治理在中国的当代价值在于,国家治理应符合相应的社会性质,要注重甄别国家治理的职能属性,传承自身文化传统。     

电子治理：协商民主视野下电子政务发展演进的新路向

信息时代的治理正在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模式向着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与这一发展路向相契合,随着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导入以及协商民主的勃兴,传统的电子政务也在不断进行着重铸.从一种仅局限于外延式技术运用的理性选择模型向着体现"协商式民主模型"要义的电子治理的实践模式跃迁.随着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范式理论与实践限度的彰显,电子治理这种契舍网络民主时代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合作的实践模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被普遍认为是将理想化的善治模型置于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的一种治理方式和途径.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     

邓小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开启

1980年8月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986年至1987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设想,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1992年南方谈话,将实际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许多重大关系,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宜"、"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集权高效与分权制衡"、"资源配置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等关系,邓小平都有重要论述。同时,对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如"立场坚定,品德高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敢于担当"、"博学多识,笃行实干"等,这就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保障。所以,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但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的私人治理:发生机制与运行逻辑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发生了全面的结构转型。据实证调查,引入"私人治理"的概念,用以概括当前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变迁、权威基础与资源的个体化转向、"无政治"的村民、资源下乡与政策话语的诱导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建构出私人治理的发生空间,该治理结构借助公私资源的互通转化和策略主义的治理之道显在运行,基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陷入新困境。由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塑精英责任意识,再造村庄价值系统,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关键。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从信息经济学视觉看,治理民主相比西方选举式民主更强调选举之后的权力监督和治理绩效,强调通过各种透明类举措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单纯的"西方选举式民主"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要求。"治理民主"和其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较好解决中国的问题。     

治理民主视野下的公正社会建设

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本文概述了治理民主理论,认为社会公正原则的内容涵盖了治理民主的价值取向,治理民主的制度体系是落实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从这一理论视野出发探究中国公正社会建设,发现治理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社会不公,而流行的选举民主无法根治社会不公。为促进社会公正,应大力建设治理民主,遵循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的顺序,以法治民主保障公民权利;以分权民主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培育社会自治;最后,以多种上层民主形式畅通表达渠道。     

协同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具体适用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探索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之间跨部门协同的机制与模式,以解决政府、市场及第三部门单部门失灵的难题。学界也对"协同治理"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什么是协同治理、哪些领域可以协同治理,以及如何才能协同治理等问题,认识并不统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协同治理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等进行梳理,尤其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探讨协同治理在中国的具体适用问题。     

基层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研究--以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为例

广东云浮的基层治理特色是以乡贤理事会为机制创新点。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其对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和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发挥很大实效,但也存在着群众被动参与、缺乏绩效考核机制和可持续发展危机等治理困境,需要加以改进。其“传统资源＋现代管理”的机制创新、为新政提供制度保障的完善制度供给、以乡贤为代表的精英民主带动基层民主发展,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思维变革与制度创新——杭州市民主治理的特点及其启示

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民主治理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杭州市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这就是强调"思维变革和制度创新"。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执政为民"和"服务至上";第二,多元融通与"合力创生";第三,"以人为本"与审美治理。"服务至上"也就彻底改变了行政化领导的高高在上,"合力创生"能最大化、最科学有效地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和创造性,"审美治理"能提升人的品质、避免陷入"经济至上"的误区。总之,杭州市的民主治理与中央和国家的精神相一致,又充分发挥自己的地方特点,还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集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转化进程中,具有复合治理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通过价值引领、机制供给、要素整合实现在治理程序、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方面的效能转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民主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程序制度化水平、探索民主治理技术创新,以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供给动力,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智能文明与全过程民主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

更高程度的民主以更先进的科技文明作为基础,这由民主自身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共同决定。从比较视野来看,工业文明条件下诞生的代议制民主在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的条件下,同样需要协商民主等更多的民主形式和程序来弥补其全面性的不足。全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特征,同时也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本质要求。从理论逻辑来看,全过程民主具有"全局性""全程性"和"全民性"的基本特点,并且最终体现为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民主的制度优势。智能文明的发展可以为全过程民主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坚实的技术支撑,这就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命题。在智能技术的助力下,全过程民主能够更好地将中国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案和选择。     

在培育创新系统场中让民主运转起来——以杭州的治理探索为例

地方治理创新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突出表现,它在改变传统政治权力的结构中展现了民主的理念,由此走上了民主治理的道路。民主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博弈的结果,显著的制度绩效强化了这种合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公民文化等变量在互动中构筑了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创新系统场并使民主运转起来。实践证明,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中推动民主治理是民主发展的切实道路,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础试验"批判民主"、探索中国式民主发展道路是根本方向,而培育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和创新系统场则是让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所在。     

贸易摩擦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治理规则的视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冲击力量。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诉求包含统一理念与制度、变革多边治理规则、实现区域治理与多边治理的协调等。然而,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了全球贸易体制的割裂和双边规则的重叠,引发了多边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桎梏。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深化国内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硬实力,才能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     

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

在国家行政体制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组织呈现出"策略维控—能人治村"和"发展主义—富人治村"两种运作逻辑。这种"能人"、"富人"治村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导致村庄寡头政治,从而对村庄民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形成阻碍的隐患。为纠偏并更好地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逐步推动乡村组织治理转型和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