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修谱牒叙事中传记故事化特征及其情节编排———以河洛地区若干私修谱牒为例简

私修谱牒叙事是历史叙事之一，其中已然事件数据具有客观性，但人物传记生平故事化具有主观性与普遍性，并潜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若细察其修撰意图，传记人物可分为杰出人物、重要人物和一般人物三种，而传记故事情节结构则有励志型、炫耀型、悲剧型、崇拜型与含蓄型五类。     

斯蒂芬·茨威格传记文学的心理密码

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文学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突破传统传记的叙事真实,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微妙的心理感受,把心理分析充分地运用于叙事,将心理描写与作家人生观紧密结合,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传记人物。这些都与他独特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学识修养和与生俱来的敏锐力分不开。茨威格的大师模范作用将引领后人,引导文学向着更微妙的境地迈进。     

论《史记》的史诗意义和艺术魅力

《史记》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巨著,具有伟大的史诗效果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史记》作为文学传记的开山之作,在人物的刻画与个性塑造上特色显著,卓有成就;在史与诗的结合上,达到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在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上《史记》所创造并娴熟运用的简约叙事与白描手法,更显得别具一格。《史记》和司马迁永远都是中国传记写作者的精神守护神。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新趋势——以《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为例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是一种以历史人物的生命因子为叙事驱策,通过虚构化策略再现历史人物人生的创作体裁,马洛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之争”的主角经常出现在近期的 西方传记研究和生命虚构创作中。达甘在《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中将学术元素与侦探元素交融在一起,以生命虚构文本而非学术论著的形式再现《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藉此 创设一种另类的“共谋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后现代语境下西方生命虚构叙事的学术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的创作新趋势。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

同史诗或纪传体作品一样 ,现代小说可以视为个人传记的变体。自现代主义以来 ,小说叙事从描写人物 (传主 )的行动或行动着的主体转而关注人物的内心生活 ,在某些“新小说”里内在主体也在丧失。小说叙述形式的变化揭示了个人主体性在现代世界的命运。而对叙事可能性的探索或竭力讲出一个故事来 ,则预示着对个人主体性的修复意图。这是关于叙事形式的社会学探讨     

前五四时期女性期刊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创作

近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属于女性古典文学叙事向现代文学叙事的过渡类型,以大量的创作传记、日记、书信形式散见于近代女性期刊中,其中尤以易瑜的《髫龄梦影》、赵璧如的《赵璧如女士日记滕稿》为代表,区别于近代女权小说受男权意识形态指导的“回响”状态,具有彰显女性“自我”意识,还原女性自我生活历史的特征,这种内倾型立场与选择恰与五四女性作家群创作相贯通,成为了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先声。     

传记叙事中的隐喻研究

在传记叙事中,事件等的意义的建构离不开隐喻的理解机制。本文阐述了传记叙事中隐喻的作用机制,并具体论述了其中一种最主要的语言手段,即名物化,指出了名物化在传记叙事中的重要功能。     

当下小说的艺术张力

叙事性是小说“身分”的重要证明。不仅故事相关叙事，叙事还包含作家的语言表述、思维方式与写作方式。具有情节推动力的小说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事件的相对完整，二是因果条件比较充分，三是人物关系相互依赖。人物关系的弹性原则体现在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担负较重意义阐扬的人物，不仅具有性格的圆型特征，更在于他与诸人物及其情境的关系演进中，能够不乏深刻、生动又令人信服地表征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的古今演变

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经历了长期的古今演变过程。秦汉时期,叙事观念初步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叙事理论已经发生;唐宋时期,叙事理论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叙事理论继续深化。中国文学叙事观念以传统的传记、叙事散文、小说、戏剧等为对象,由批评上升到理论,具有感性批评的鲜明特点。     

方象瑛传记的主题建构与艺术特点

清初文人方象瑛的传记在主题取向上,主要表现为赞扬忠义守节之人,肯定勤学不倦的文人学者,称誉刑身守节的贞女烈妇等.在艺术手法上亦有鲜明特点,即引用人物的对话表现人物的个性,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形象,重视传记作品材料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传记结尾多以《史记》论赞的形式来结束文章.方象瑛的传记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了清初文坛、社会等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安世高的江南行迹——早期神僧事迹的叙事与传承

古代僧传的文本传承呈现出二元现象。以汉末译经高僧安世高为例,传记中的神异和非神异叙事,在传承方式上存在差异。非神异叙事多见于经序;神异叙事有颇多异说,可能是被佛教徒作为辅教"故事块"反复讲述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改编版本。神异叙事强调业报轮回,基本情节多与佛经叙事相合,此外可能也受到民间传说的影响。最著名的度化庙神情节,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庐山,可能与早期庐山僧团的信仰环境有关。安世高江南行迹的叙事与传承,体现出佛教传入江南后调和民间信仰的努力。安世高传记的文本形成过程,也为理解古代传记史料提供了一些启示。     

中国古代小说的先验性叙事研究

先验性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独特叙事方式,它具有预叙与元叙事的特征,作者一般通过说书人语气、人物言行、小说人物的姓名或别号、情节的设置等方式暗示情节的下一步发展或者小说人物的某种结局。先验性叙事不同于元叙事对虚构的明确而彻底地暴露,而是有意识地试图告知读者故事的真实性。叙述者通过虚拟的说书人来完成先验性叙事,但是并不充当作品中人物形象。先验的预见性因素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分不开,也具有史书的叙事特征。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建国17年人物叙事诗简论

建国17年,人物叙事诗创作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势头,它构成了17年诗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现象.本文史论结合,从传记型人物叙事诗和虚构型人物叙事诗两个角度对17年人物叙事诗的发展脉络和成败得失作了初步的梳理和剖析.     

从热奈特叙事视角理论看《围城》的叙事视角艺术

《围城》中叙事视角的运用颇具匠心。据热奈特的叙事视角理论来看,呈现出零聚焦型、内聚焦型及外聚焦型等多重视角综合运用的特点。而且,叙事视角的运用还有效地参与到文本建构之中,在丰富“围城”意蕴、表现人物方面,达到了恰如其分的艺术效果。文章通过借鉴热奈特的叙事视角理论,从叙事视角的角度切入小说文本,解读作者于作品中营构的“围城”之意蕴,体味作者的人物表现之匠心。     

古代肖像画与传记文体

在古人观念认知和应用实践中，传记文体与肖像画存在明确的联系。以容貌观念作为知识背景，记录人物的传记文体与肖像画之间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图文互生、相互阐释关系。人物容貌不仅被肖像画直观表现，也是相关传状、颂赞、碑志等传记文体类别书写过程中的重要元素。容貌所包含的象征意义，使得肖像画与传记文体的内涵和功能产生一定重合。在具体文化观念或者礼仪运作之中，肖像画不仅介入传记文体形态的发展演变，其自身也受到传记文体所承载的观念和规律的深刻影响。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

轶事观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将轶事作为刻画传主的性格和心理的主要手段,其趋向使轶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司马迁则在轶事作为揭示传主性格和心理手段的基础上,着意将轶事与宏大叙事在对立中又统一起来,表现出将传主的性格和心理同传主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历程、社会历史的进程相结合的趋向.对二者轶闻趣事观念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