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江南弄》七曲研究

梁武帝的《江南弄》七曲，不是单纯地描绘女性的艳歌，其深层的目的是歌仙道，咏长生。《江南弄》歌词之所以体现出了诸多词性方面的特征，绝非偶然，乃是作者为适应某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即佛曲或胡吹旧曲）的要求而刻意求变的结果。因此，《江南弄》是可以定性为词的。《江南弄》产生于梁代制礼定乐的大背景之下，具体说来，它是梁武帝为天监十二年元会间庆祝其生日而精心制作的乐歌。     

论调谱——《词学研究》之三

词之初起,盖同乐府,无特定调名。词名果起于何时,历时久远,未易究诘。《朱子语类》论诗篇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了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词类小叙云:“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以歌唱之理推之,似长短句之发生在诗之后,而词之调名,亦从诗之题名渐渐脱变而出。故若《江南弄》、《忆江南》、《杨柳枝》、《竹枝》等调名,殆与诗题无异;然谓词即承五、七言律绝诗来,则又不尽然     

词源于梁陈新曲论考

本文梳理前人的观点 ,将传统词学与文化人类学、音乐学等相结合 ,从词曲配合方式、词所倚乐曲系统及格律等角度来考察词的起源 ,认为梁陈新曲 ,如萧衍等人的《江南弄》、《长相思》等已是倚“燕乐”填制的长短句 ,是典型的南曲系统的文人词 ,与北曲系统的敦煌曲子词大不相同     

《温韦冯词校订》前言

昔人论词,皆断自唐代。唐初诸作,不过破五、七言诗为之,柳范《江南折桂令》诸篇,已久佚不传。中盛以后,词式始定。世传太白所作《菩萨蛮》、《忆秦娥》两词,昇尊为“百代词曲之祖”;张皋文《词选》,首列青莲,有深意焉。迨温庭筠出,始专力于词,创调尤多,变民间俚曲为“诗客曲子词”,而体格大备。其后韦端已领袖西蜀,冯正中导扬江左,词之作也,不仅为传唱之艳曲,更进而为抒情之文学;不仅写感情之事件,更进而写感情之境界。开北宋一代风气。     

试论南宋四名臣的词

清人王鹏运所辑《四印斋所刻词》,有《南宋四名臣词》一卷。包括赵鼎《得全居士词》、李光《庄简词》、李纲《梁溪词》和胡铨《澹阉长短句》。应该说:王鹏运将此四公之词合编是十分恰当的。因为,从时间上说,四公都生于北宋与南宋之交;从政治态度上说,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曹道衡一清赵翼《二十二史记》卷十“《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条，提到了丁贵嫔死后梁武帝和昭明太子关于墓地事件的纠纷，认为属于“多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之例。的确，这件事不但在梁代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而且对研究《文选》编...     

灵谿词说(续六)——论晏几道词

叶嘉莹教授,遵照中加文化交流协定,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由加拿大来华,先应复旦大学之聘,赴沪学一星期,于六月初来到成都,与四川大学缪饿教授继续合作,商讨切磋,共撰《灵谿词说》。在成都的两个月中,写成论南唐中主李璟之《词说》九千余字,已交本学报编辑部,于本年度第三期中发表。嗣后,又写成论晏几道词之《词说》,约一万多宁,兹刊载于本期学报中。此外,缪钺教授与叶教授共同商酌,拟定“《灵谿词说》撰写计划”一份,兹亦附载于本篇之末。     

论《小山词》的倚声主题意义

北宋之初,倚声填词的风尚在晏殊的率先领引下得到迅速发展。晏殊词富贵婉雅,前人早有论断,但又不免有涉于“妇人语”的不良倾向,这种倾向在晏几道词作中得到升华,所以王《默记》说：“叔原妙在得于妇人。”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言：“《诗三百》篇,大旨归于‘无邪’。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而措词婉妙,则一时独步。”把晏几道词作与淫邪之风等同。但陈廷焯《词坛丛话》说：“是叔原之为人正有异于流俗,不第以倚语称矣。”又把晏几道的词与郑卫之声区分开来。晏几道的词的音乐性…     

乡关之思和隐遁之念——庾信后期作品两大主题论析

纵观庾信后期的创作,可以说有两大主题贯穿其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乡关之思和隐遁之念。这两大主题的形成,应从庾信入北后的政治、文化、生活环境的状况及由之引起的庾信思想感情的变化等方面去予以说明。梁武帝承圣三年(554)十一月,万纽于谨攻下江陵,庾信遂被留北不遣。接着,在江陵被捕的一群梁朝文人学士也来到北方。据一些记载,他们在北方都受到了极好的对待,如《周书》卷四十一《王褒传》谓江陵陷后,褒与     

“以诗为词”析——兼评苏词对词体革新的意义

苏轼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位杰出的大家,他以豪放俊爽的词风出现于纤巧轻靡之风盛行的词坛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题酒边词》),使读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他高举革新的大旗,开拓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词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后来的论者对苏词,每有微词,如与他同时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及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再如《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说:“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     

批评方法的启示

读书的过程也许就是一个“创造性误解”的过程。昔人云:“作者之用心来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有了这个借口,我也就敢在此对《灵谿词说》妄加评骘,而不至于过分惶傀不安了。 缨钺、叶嘉莹先生之所以将这本合撰的论词专著定名为《灵谿词说》,叶先生曾有详细     

李清照《词论》首句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的辨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李清照《词论》一再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围绕词别是一家,对北宋词人的评论,以及《词论》写作时间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仍是各执一词,言人人殊。笔者以为,《词论》之作,实沾溉于苏门评词风气,故不特其观点多吸纳苏门,且写作时间亦当在清照婚前。《词论》首句所说"乐府"乃"歌"之代称,语本《文心雕龙·乐府》,"声诗"则分指曲调与歌词。"别是一家"说即由词源自歌导出,其内涵当不止于协律,知词与否也并非仅由此裁定。《词论》或因晁无咎评词而作,其事其文极有可能载于晁著《骫骳说》,是书后以抄本形式流布,其中"晁无咎评本朝乐章"及李清照《词论》为吴曾收入《能改斋漫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因之,流传至今。     

略论词的产生与宋词的主要成就

词,这朵艺苑里的奇葩,自产生那天起,就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受到人们的喜爱。歌楼酒肆有她美妙的声音,花间月下有她动人的倩影,即使在塞外绝域也时常回荡着她的旋律。那么,词产生于何时呢?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谁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

“词话”是元明说唱文学重要形式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竹纸刻印的书籍,内除一本南戏《白兔记》外,其余都是“说唱词话”,共十六种。近年来有人据此推断《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问题,造成了混乱。曾有人提出,词话之“词”,“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更有人认为,词话就是“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实     

释“之”

“之”是个多义词,但究竟有几个意义,几种用法,各家说法却不一致。刘淇的《助字辨略》提出十二种,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列出二十九种,杨树达的《词诠》举出十二种,吕叔湘的《文言虚字》指出七种。对于文句中“之”的解释,各家也有不同,甚至同一研究者对同一情况下的“之”,也会作出前后矛盾的解释。例如“华则荣矣,实之不知”中的“之”,有的说是连词,相当于“则”(见《经传释词》),有的说是句中助词,“宾语倒置于外动词之前时用之”(见《词诠》)。又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有的释“之”为“到”(见王力《古代汉语》),有的释为“是,这样”(见《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     

《全明词》札记三则

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的《全明词》已由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这是词学界企盼已久的一部重要文献。笔者近来研究《支机集》时检阅了该书所收相关词人词作,发现错讹若干,兹列于下:一、蒋守太与曾策属同一人《全明词》第六册第2895、2896页分别收蒋守太词二首、曾策词二首。误,二人实同为一人。蒋守太,字曾策,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系蒋平阶长子。明亡后,蒋平阶与弟子周积贤、沈亿年寓居嘉兴,师弟三人时相唱和,结有《支机集》。时蒋守太随父同寓嘉兴,也同有唱和之词。所存四首词中,即有和父之词二首,其余二词则分别与周积贤、沈亿年唱和。故《…     

范缜《神灭论》发表的年代

范棋《神灭论》发表的年代,现有出版的思想通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几部著作都认为是在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如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梁武帝天监三年宣布佛教为国教,范缜于天监六年发表其《神灭论》。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说范缜反对佛教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同当时宣扬佛教的王公贵族和僧侣进行的两次大论战,一次是在南齐时期;第二次大论战是在梁朝,梁武帝萧衍已把佛教定为国教,佛教     

《草堂诗余》志略

《草堂诗余》是宋人编选宋人词(有小部分唐、五代词)的总集的一种,编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那么这书应编成在庆元(南宋宁宗年号1195—1200)以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这是这书最早见于目录书的著录。 这书的编集出于书坊,所以所定书名不伦不类。明杨升庵认为:因为李青莲诗称草堂集,词的产生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为开山祖,由此有草堂之名,这说法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证诗

我国三十年代初发现的《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甘公跋与东弄珠客的序之后,有一篇名为“词曰”和“四贪词”的题词,在题词前赫然标出这样的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字样。这个书题向人们表示出:三十年代初发现的这部词话本《金瓶梅》并非《金瓶梅词话》本的原刻,而是一种新刻本。不少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学者还发现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同崇祯说散本《金瓶梅》相比,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与一篇廿公跋,但这序与跋虽放在前面,却没有署写作日期。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却标明“万历丁巳季冬”,这篇序既然为明崇祯本《金瓶梅》和《新刻金瓶梅词话》所共有,人们自然     

独标清奇深寄慨,尽去绮罗拓新风——王安石词读后

过去论宋词的革新,大都推功于苏轼。宋胡寅《题酒边词》:“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谬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近人蒋兆兰《词说》:“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清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更进一步谈到了苏派词人:“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