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风险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湖南省2015—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运用2015—2016年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究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就业风险越高,流动人口选择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概率越大,一定风险条件下,处于垄断行业并拥有稳定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的个体,创业概率更低,青年群体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知识水平,又有一定创新创业激情,希望通过选择雇主或者自营劳动者来提高自身收入;大专及以上学历者选择雇主身份的概率高于大专以下学历者.     

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研究——基于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半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未来5～10年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值为8.35万元,相对于目前年工资收入期望增长1.31倍,在户籍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群组差异.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目前年工资收入、职业层级、就业企业性质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和就业企业性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职业层级和家庭人口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目前年工资收入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人力资本、权利意识、维权行动与福利获得农民工社会保险待遇的雇主供给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城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雇主视角出发,并根据社会理性人假设和社会民主论观点,分析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对其社会保险福利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因素中,专业资格证书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福利的获得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职业培训影响不显著.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因素中,知道雇主有义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要求雇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更可能获得社会保险福利.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的改善有赖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及其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的增强.     

论职业福利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雇主向雇员提供免费的或低收费的住房是职业福利的体现.当前农民工的住房主要由雇主来提供.雇主提供的住房也存在着人均面积达不到城镇平均标准、配套设施不健全、“家居化”缺失以及宿舍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带来的全方位“规训”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的住房福祉水平的提升.职业福利无法代替政府的社会福利行为.因此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既需要用人单位以职业福利的方式予以保障,更需要政府对农民工的住房福利给予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居委会选人用人应把握“五关”

干部入门关。地域不同,社区对干部的条件和要求也不一样,—般来说,目前通行的主要做法有:机关下派,年龄在40岁以下、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有工作能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社会公开招聘,年龄在35岁以下、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热心社区工作的优秀青年;原居委会干部留任,年龄男性在50岁以上或女性在45岁以下、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连续3年考核称职的原居委会干部。凡符合社区干部条件的,由     

员工工作时间对工作满意、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

现代企业延长工作时间成为常态.基于829份来自全职工作者的有效问卷,在综合考虑了收入因素后,通过对期望工作时间和实际工作时间之间的差距分析,研究这种差距对工作满意、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望工作时间和实际工作时间有差距时,工作满意度下降,离职意愿不同程度增加,而对组织承诺的影响则不显著.     

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世代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群体内部来看,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比例达到2/3,表明与同代群体相比,大部分农民工就业都比较稳定,但将两代群体进行比较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略差于老一代.年龄、教育、婚姻、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子女数等因素造成两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状况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就业的行业分层及社会政策的影响

就业在行业之间有分层。行业工资收入、行业工作时间、行业失业风险对行业就业进行初次分层。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社会政策对就业的行业分层影响日益增大,它通过保障就业人群的各项权益干预就业。由于社会政策本身的不公平因素,在社会保险权利上呈现单位性质差异而影响行业就业,养老金对收入的逆向调节拉大了行业就业的差距,行业间的医疗保险、公积金、失业保险差距也影响行业就业的质量。在加入行业社会保障因素后,就业的行业分层发生显著变化。     

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

了解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愿意落户城市,判断影响他们留城定居意愿的因素,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个体外来劳动力留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留居城市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性别、工资收入、城市生活融入程度等.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     

可行能力与农民工的福利状况评价

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应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模糊数学方法对农民工的福利状况进行整体评价。结果发现,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总模糊指数为0.365,处于较低水平。分指标看,健康状况方面的福利状况处于较高水平,居住环境和精神感受方面的福利状况处于中间水平,其它功能性指标的福利水平较低。在影响农民工福利的主要因素中,工作环境和防护性保障的改善对提升农民工福利影响最大。运用OLS回归模型对农民工的福利状况进行扩展分析,发现农民工群体内部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并且不同特征的农民工群体福利水平相差很大。     

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因素——基于OLS与Multinominal Regression方法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进城农民群体出现并且规模迅速膨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教育、城市化意愿等方面有不同特征,尤其是其在工作收入及收入影响因素方面有了新的变化趋势.基于明瑟扩展方程,通过对典型数据的分析,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测量了年龄、教育、经验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并使用多分变量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发现教育水平和性别差异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就业方式、工作单位性质等因素也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影响并不稳定.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就业扶持等对策性思考.     

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解决措施研究

农民工是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群体,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的付出与得到是不等价的,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论文首先阐述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程,其次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户籍、土地等制度方面以及观念因素,最后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对农民工在农村和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工资收入水平、流出地区农民收益差异、非经济成本、社会收益等影响农民工流动迁移决策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农民工流动的机理。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分析

工资收入偏低、工作流动性较大以及对市场经济风险认识不够 ,是农民工处境状态的重要特点。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这些处境特点。     

农民工返乡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启示——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数据

根据2009年春节前河南省提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资料,分析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河南省农民工就业影响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随年龄增加,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加重,男性农民工受影响程度略大于女性,农民工务工行业多集中在受金融危机影响较重的建筑施工业、电子电器业、制衣制鞋业及机械制造业。将这些特征与河南省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现状相结合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培训专业设置不合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主流群体的培训缺乏针对性,以及没有充分考虑就地转移的需要等问题,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