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与中国城镇居民的技能工资差距——基于城市层面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贸易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采用2008年中国城乡移民调查数据库(RUMiC)的数据,就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水平和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水平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并缩小了技能工资差距;个体微观特征对工人平均工资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的确存在。应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贸易开放对不同分位点上工人工资影响的实征检验则表明,贸易开放对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具有全面的提升作用,对技能工人而言主要是改善中低端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贸易开放对于缩小技能工资差距所发挥的作用是全面的。     

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工资差异及其分布效应——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分位数分解法分析了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差异,研究表明:从全国和东部地区来看,城市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两个群体的禀赋差异,歧视所占的比重较小;在中部地区,中、低分位上的系数差异大于禀赋差异,中、高分位上的禀赋差异大于系数差异,对农民工的歧视主要存在于工资分布的低端;在西部地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工资差异、系数差异和禀赋差异都不断提高,禀赋差异和系数差异为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做出了大体相同的贡献.这意味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保护农民工免于工资歧视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中部地区的低收入阶层和西部地区.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中国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2—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回归、动态面板回归以及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在分析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得出了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收敛,而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越依赖财政投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第三产业的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物流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劳动力投入视角

本文基于劳动力投入视角,采用LMDI模型将物流业发展的总效应分解为物流业劳动力规模效应、劳动效率效应和劳动力地区结构效应;采用Tobit模型、系统GMM模型和长期影响系数对物流业发展,物流业劳动力规模、劳动效率和劳动力地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影响进行分析,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其边际影响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从劳动力投入视角看,物流业劳动效率是物流业发展的主要方面,物流业劳动力地区结构是短板;(2)物流业发展、物流业劳动效率和劳动力地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存在静态效应、动态效应、长期效应和演化效应;(3)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形;经济发展水平、二元经济结构、市场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静态效应和演化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动态效应和长期效应.     

户籍制度和企业特征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其中个人特征、户籍制度与企业特征对工资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个人特征中,教育的影响最为重要,性别的影响也较大。户籍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总体较弱,非农户口的影响不大,拥有外地户口反而比本地户口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在企业特征中,地区因素、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对工资收入差距都有较大影响,而行业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则较弱。     

收入差距、高房价与阶层流动——基于CHNS微观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微观的家庭层面入手研究收入差距、高房价和阶层流动三者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高房价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显著性影响;高房价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地区效应;相较于农村地区,高房价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高房价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对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具有不同的影响;当前,我国的阶层流动变缓,出现了阶层固化。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于CGSS 2013和CGSS 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采用文献资料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这三个维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便利性对改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较为显著。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的描述统计,得出医疗卫生服务在当前最需要加强的公共服务中排在第二位,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的研究结果。针对实证分析结果以及两次调查的对比,提出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以及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便利性等对策,以期进一步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研究——基于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半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未来5～10年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值为8.35万元,相对于目前年工资收入期望增长1.31倍,在户籍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群组差异.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目前年工资收入、职业层级、就业企业性质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和就业企业性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职业层级和家庭人口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目前年工资收入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工资收入差距:来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运用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1993—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开放对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中国贸易开放的不断深入,行业间工资收入不平等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这与传统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相对工资差距的预测是不一致的。从要素密集度的层面来看,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相对于其他行业,进出口总额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而出口变量的影响不明显;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相对于其他行业,进口与出口都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     

“新农保”首批试点地区农民耐用品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分位数回归与分解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检验“新农保”对消费观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根据是否参加“新农保”将农民分成两组,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法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并探讨消费观念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影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新农保”使农民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从而增加了耐用品消费.新农保、消费观念正向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没有参加的农民,在耐用品消费分位数分布的高端,两组农民差距更加明显,而消费倾向率是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民生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财政分权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般均衡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民生福祉之间呈“倒U型”关系。以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病态指数循环分析法和熵权法构建民生福祉综合指数,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强化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改善作用。在确定财政分权水平时,应合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效配置公共资源,实现财政分权效益最大化,从而增进民生福祉。     

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3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安徽省3市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均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越大,更容易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职业发展在年龄模式上呈现出"U形"分布特征,25~44岁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反而不太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流动经历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适度的职业流动经历会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但过多的流动经历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股指期权价格发现的动态过程研究——基于台湾股指期权高频数据的实证分析

期权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基于台湾加权股票指数及其期货、期权的高频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可对股指期权价格发现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股票指数、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在短期内存在相互引领的关系,而股指期权在长期的价格调整速度最高,因而其价格发现速度最快;其次,金融危机期间三者之间的相互引领关系与平时有所不同;最后,随着涨跌幅的变化,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对现货的影响呈现非对称的"U"型,现货市场对期权市场的影响呈现正向"W"型,而期货市场对期权市场的影响呈现反向"W"型走势。     

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与群体差异研究——基于DGE模型与分位数回归

在以往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费等变量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1985-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相关变量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以及前期消费的综合影响,上述变量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同时,各变量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也不同,对中等消费群体影响最大,对高消费群体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