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利用CHNS的六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绝对收入流动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长期内的收入流动性程度要高于短期.(2)以1996年和2003年为拐点,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趋势特征.同时,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与同期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相同.(3)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农村内部各家庭间收入地位的变动,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次之,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基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的视角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视角切入,识别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总体上,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主要源自努力不均等,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70%,而机会不均等的贡献率仅为26%左右。但与努力不均等相较,机会不均等程度及其对收入差距贡献率的上升趋势更为显著,收入获取过程中农村居民间机会不均程度在加深。此外,众多收入差距决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迁移、职业等因素是农村居民努力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年龄、性别、所在地等环境因素是农村居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不仅需提高努力回报来强化努力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还应重视弱化环境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并致力于将补偿环境差异作为主要措施。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

通过收入均值法和百分位转换矩阵法,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存在较明显的收入代际传递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西部地区;(2)对于各地区内部而言,处于收入分配两端的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都较为封闭;高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逐渐增强,低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上流动的趋势逐渐减弱.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识别电子商务技术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在农村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以2018年中国农村电商发展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比未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高83.6%。使用分位数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电子商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中高收入家庭。政府应通过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电商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红利等措施,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质量。     

收入结构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199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由于收入不稳定性的存在,农村居民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研究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了解农民的消费行为,进而制定相关增收、扩需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基于199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与其收入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总体上,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仍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在不同地区,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     

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流动人口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收入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将人口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后,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在目前阶段,提高收入依然是提升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与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

运用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数据,考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养老资产储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小。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随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各个分位点上的影响都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低分位和高分位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在中分位的影响则要小于农村居民。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最敏感,中部居民对收入不确定性最敏感,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比欠发达地区敏感。构建收入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和考虑空间相关作用后,都证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交互效应机制发现,农村样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存在交互效应,但城镇样本不存在。     

教育、社会资本与个人收入 ——来自CHI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究竟总体上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经验检验的重要问题。采用1995年和2002年CHIP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一方面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个人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教育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弱化效应。这意味着,家庭社会资本较低的个人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在社会层面,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公平。     

价格变动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影响分析——基于山东、湖南、新疆三省区的SAM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山东、湖南、新疆三省的社会核算矩阵(SAM),利用SAM的乘数分析方法,对价格变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各部门的价格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有显著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变化的原因可以分解为内生机制的价格乘数效应和受到外生冲击导致价格变化的影响.     

教育、社会资本与个人收入 ——来自CHI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究竟总体上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经验检验的重要问题。采用1995年和2002年CHIP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一方面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个人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教育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弱化效应。这意味着，家庭社会资本较低的个人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在社会层面，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公平。     

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于CGSS 2013和CGSS 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采用文献资料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这三个维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便利性对改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较为显著。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的描述统计,得出医疗卫生服务在当前最需要加强的公共服务中排在第二位,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的研究结果。针对实证分析结果以及两次调查的对比,提出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以及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便利性等对策,以期进一步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4年数据,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村医疗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教育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等七个方面,实证考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一定会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即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如农村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的实证结果。2)农村生态环境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生态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相反且不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污染企业有"污染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效应,且后者大于前者。3)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和农村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政策含义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契合农村居民需求;地方政府对于现有的污染企业短期内不能实施"一刀切"强制性关门政策,要解决好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支出。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长期均衡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调整关系进行了研究,测算了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并引入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近期、以至于现期农村居民收入不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最主要原因,而收入增量和消费增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农村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关系。提出了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促进消费的建议。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