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     

法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法国的行政体制自1982年地方分权改革之后分为四个层次,即中央、大区、省和市镇。四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以《权力下放法案》为分界点,经历了中央高度集权到地方“民选民治”的转变,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法国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明显体现在法国四级政府间的税权划分上,即中央政府掌控着一些大宗的、税源稳定的税种,而剩余的小税划归地方。为了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失衡,中央政府自地方分权改革之后建立一般性补助、专项补助和税收补助等三种转移支付制度。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法国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和补充。法国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税权分配的改革实践,对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我国来说,在依法治国、政府权限分工以及转移支付立法上极具借鉴意义。     

宪政视野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财政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实现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公平、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但是,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合理;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权、财力不匹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不高。这可通过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科学划分政府间的事权、优化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力的匹配关系和规范政府财政行为来弥补其不足。     

论现阶段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法制的视角分析

府际关系是各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以及同级地方政府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不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横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横向府际关系表现为竞争、合作和冲突的形式。另外,不论是分析纵向府际关系,还是分析横向府际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对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府际事权的划分、府际财权的分配、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间合作五个方面进行。对于问题的分析是从法制的视角进行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将从府际关系法制化的角度来考虑。     

地方分权化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及其建构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视角出发,改革的过程是权力逐渐下放的过程。市场经济和地方分权相互作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推动地方分权,地方分权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分权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使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这是中央与地方双方互动的博弈过程,是市场经济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重构,需要制度与法律的规范作用。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路径选择

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财政格局下,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财政失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客观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巨大的财政偏好,预算外资金、行政层级过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隐性博弈等非制度化因素扭曲了央地财政关系.在重启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解释现实经济的重要理论,通过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正式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提供“治本”的良方.     

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

我国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过于粗略。细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上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下一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必须在经济上体现出效率,在政治上体现中央统一领导和兼顾地方平衡发展的原则。将国家公园财政事权细分为9个一级事权,以及若干个二级、三级事权,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对细分的事权进行分析,结合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经验在中央财政事权、地方政府事权、国家公园和地方政府共同财政事权等不同模式之间进行综合评价与判断,选择一个最佳的事权模式。研究认为,与国家公园分级管理体制相适应,中央直管的国家公园主要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委托省管的国家公园主要为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政府间事权划分思路研究

对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言,在政府之间划分事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政府间事权关系的划分存在许多难点。从福利经济学思想出发提出的新的划分政府间事权的思路经证明有其有效性:将交叉事权交给地方政府承办,可以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目标函数一致。据此,可将政府事权划分的委托-代理模型细分为确定性事权和交叉性事权的委托-代理模型。     

从机制设计角度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笔谈）：摆脱财政分权困境的可能性

主持人的话（张志超）：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     

我国纵向府际关系法治化实证研究——基于14个省、直辖市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国社会进入高速转型期后,纵向府际关系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态势.从现状分析和改革研究的角度来看,规范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纵向府际关系调整和发展的趋势.规范化要求树立法律在纵向府际关系调整中的权威,以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模式取代主要依靠政策调整的模式;民主化要求肯定地方的正当利益,建立地方诉求表达机制和地方政府间平等公开的竞争机制;科学化要求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完善地方政府层级设置和行政区划制度.在此基础上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确保纵向府际关系在法治轨道内健康运行.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日本中央与地方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的构建、特点及启示

中央与地方争议处理机制是日本推进地方分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央行政机关——总务省下设置国家地方纷争处理委员会是理想与现实的妥协。该机构负责处理地方公共团体就中央行政干预不服而提起的申诉。在行政体制内构建一种相对独立的争议处理机制是一种渐进式的地方分权化改革。     

中央与地方关系:近十年的研究进展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结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通过梳理近十年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研究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合理界定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运行机制构建等,基本涵盖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上,新理论工具的引入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角度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是一个需要加以开拓的创新空间。     

建立可持续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原则与对策考虑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孙中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认识的演进

近代国民党人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过程是与孙中山对这一问题的思想演进基本一致的,大致经历了建立联邦制国家、处于联邦制与单一制的两难选择中、倾向于建立地方分权基础上的单一制国家三个时期。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认识上的变化,是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的,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关系分析及其治理对策

本文在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基本走势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商品房售价关系模型的构建与结果检验,指出了土地财政是推动地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力量。从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开征物业税,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积极防范政府土地融资风险四个方面提出了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