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     

儒家伦理精神与小康社会建构

要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就要努力弘扬儒家伦理精神,因为,儒学系统中所蕴含的各种伦理精神如忠恕、节俭、仁爱、重义、诚信、孝悌、克己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表征和重要源泉,也是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精神的张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推进小康社会建构的强大精神力量,它能够为“小康”的实现提供社会规范、精神动力和文化环境。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造就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否有意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现代企业并不只有一种模式,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模式.如果中国现代企业与中国儒家伦理相结合,将会产生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不同的中国的现代企业家精神.照儒家看,如果能用最合理的办法取得利润(赚钱)作为"手段",而以"公利" (也就是"公义")为"目的",我认为,这是符合儒家伦理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的.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原则与西方伦理精神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所共同具有的伦理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作出当代的阐述。通过研究表明西方文化精神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包含着西方的秩序、民主、法治、科学精神及平等、个性等内容,两者不存在绝然的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我们应大力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精神,而不是盲目引进西方的伦理观念。     

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的关系为视角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商帮之一,其市场伦理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学术界对当时的商业活动的了解,而且对现实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一文主要通过对徽商结交官府、向政府申诉、子弟入仕的三种维权方式的阐述,对这些维权活动进行分析,讨论其是否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稳定、是否有利于徽商在市场上的长远发展。维权方式是维权意识的一种体现,而维权意识则是现代市场伦理的规范之一。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明清晋商与徽商兴起的原因及其商业伦理

随着明清帝国的建立和地域版图的重新划定,明清的地域文化往往被重塑成一定的原型模式,晋商与徽商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两大比较活跃的商帮势力。二者都受到各自日益朗化的地域文化原型白虎和玄武形象的影响,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商业伦理,成为促进两地商帮兴起的根本原因。     

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

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这两条逻辑进路构成了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性进路,昭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在认肯此种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儒家"亲亲"思想加以更新与发展,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厘清当下的认识误区,促使现代慈善伦理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寻其合理性根基。     

儒家伦理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伦理精神。这些伦理精神大致可概括为集体主义精神、仁爱精神、利他主义精神、诚信精神、贵和精神、崇礼尚谦精神、自律精神。提倡和弘扬儒家这些伦理精神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美德与规则的统一——兼评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的观点

尽管儒家伦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了品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但是儒家伦理并不像一些西方儒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类型。相反,儒家伦理是一种整合了美德与规则于一体的伦理学说。这不仅可以显示出儒家伦理对道德理解的独特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伦理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建构一种完善道德理论上可能做出的贡献。     

公民社会与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与公民社会的伦理要求最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二者的“原”、“源”不同,因而导致整体伦理架构不同;其次在于二者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认识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公共伦理精神;最后由于伦理旨归异趣,因而伦理诉求侧重于不同的主体。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二者非此即彼的理由,相反,二者实有一种相与之道。     

法治背景下慈善行为之应然

慈善作为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之举,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背景下应该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这具体地表现为慈善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应该将公平正义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慈善主体应努力实现自身动机的升华,作为社会则应充分尊重慈善活动中主客体的权利。     

儒家角色伦理

儒家角色伦理为我们提供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不依靠抽象的原则或价值或美德,而更侧重于以家庭和社会角色为指导标准。诸如智慧、勇气之类的个别“美德”,不外乎在互动交际生活中开窍启蒙后所达到的优良行为。根据儒家角色伦理,我们的家庭角色以及相关或者类似的社会关系合起来构成一个具体而又独特的活动网,例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老师、朋友、邻居等角色。儒家思想从个人修身功夫的综合角度着眼,以家庭为人生经验的基地,追加个人角色、关系的最佳化。     

韩国儒家伦理的特点

本文大量的文献材料分析归纳 ,指出韩国儒家伦理的三大特点 :儒学内化为民族习惯、性理学的理论创造、实学的务实风格。具体说明了不同特点的形成情况、表现、发展前景。强调今天韩国的伦理 ,力图保持优秀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