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共赢—协同发展理念下的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研究

民营企业是重要经济主体之一,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共赢—协同发展理念下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实现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又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结合当前社会扶贫的实际来看,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应落实到从内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来实现贫困治理中政府—企业—贫困人口的共赢。     

城市农民工多维贫困及治理路径研究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关系着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城市贫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经济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文化教育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等等,各种贫困现象开始在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导致贫困的发生主要有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城市化建设、自身素质、文化与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区域协同、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创新、手段优化等方面来推动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治理。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贫困解释的两个维度:权利与排斥

超越文化与制度的局限,从权利与排斥的双重维度对贫困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为人们认识贫困拓展了新的理论视野.从权利的维度,贫困意味着穷人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基本福利权、特别是社会权利的被剥夺.从排斥的维度,贫困被视为边缘化或隔离化的过程,意味着穷人的社会参与权的被排斥、没有以一个社会公民的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因此,反贫困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治理工程.     

教育贫困与反教育贫困

教育贫困是指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观念等的限制,适龄儿童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现象。教育贫困现象的存在已经成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它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相背离,妨碍了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宗旨的实现。教育贫困的消除仰赖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了有效地消除教育贫困,我们应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有差别的免费制度;建立完善的教育救助制度;建立教育贫困人群的凭证制度;规范教育收费;加强农村教育,关注农村受教育人群的发展境遇;确立重心下移的教育投资体制。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相对贫困治理下我国社会救助的制度困境和发展路径

为进一步促进社会救助这一兜底性民生保障制度的完善,更好地适应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要求,文章概述了我国迈向相对贫困治理的过程,阐述了在快速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以及非常态形势下社会救助面临的挑战,分析了社会救助存在的覆盖对象局限、救助项目叠加、制度面向不统一以及救助项目单一等制度性缺陷,并探讨了相应的治理对策,主要是树立积极取向的救助理念、推进城乡统筹、采取统一的个体面向、打造综合救助格局和扩大服务救助.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加强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主要任务是定期测算城市贫困标准、进行贫困描述及监督并评价城市扶贫政策与措施。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应逐步确立包括组织制度、经费制度、运作制度和信息制度等在内的贫困监测的整体制度 ,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乃至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贫困异构与治理集成——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权利逻辑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数字孪生通过实时映射助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同时带来数字盲区识别的新任务。城市贫困治理建立在盲区识别之上,然而数字孪生技术在识别个体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技术性贫困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性边界。从宏观城市史出发,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城市贫困归根到底是权利的贫困,城市权利恰恰由于其非标准化而难以辨析。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需要从技术与制度两个维度协同推进。不同个体、区域的城市贫困差异背后,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权利“异构”,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要立足这些差异,通过城市贫困问题的实时映射与政策模拟,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的制度“集成”提供持续性的技术支持。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

目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与城市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有多维度特征并由多种原因造成,其服务贫困治理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政策和更新服务理念。在政策完善和服务理念更新的过程中,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社会工作应在与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价值契合性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规和政策,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作为政策推动者、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和使能者等的功能,找准社会工作介入的内容和层面,运用社会工作的独特方法,对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的过程实施介入。     

贫困、贫困风险与社会保障的关联性

贫困既是一种普通而常见的经济现象,又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贫困概念、贫困分类与归因,贫困风险特点及其变化,对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保障的形式和内容也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要缓解和消除贫困问题,需要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减贫作用机制,认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贫困的涵义及成因,贫困风险来源及其特点。     

中国社会贫困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集经济贫困、知识贫困、素质贫困于一身。贫困群体的存在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 ,制约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 ,并且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络 ,既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护 ,又能够有效发挥社区组织、民间力量的积极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问题 ,促进社会的公正和民主 ,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

本文主要讨论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并特别关注贫困是如何被制度这样一套象征体系所“思考”、定义、记忆和遗忘,以及进行制度再生产甚至将贫困“制度化”的。所谓制度性贫困,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而导致的贫困现象,包括诸如不合理的下岗政策、拆迁规定、养老规定、医疗保险规定、就业规定、打工子女入学规定、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政策规定条文和实施过程、城乡人口待遇上的不平等政策和规定、对某些身体疾病的不合理规定等。制度是一种集体现象,当制度变成少数人的思想或牟利工具,不能为集体所共享,制度的本来公共意义和存在基础就会消失,形成不平等的“虚制度”。这种虚制度不但无法完成公共制度本来的集体性功能,反而会“遗忘”和排斥弱势的群体,进而不合理地去“思维”贫困,导致社会的集体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