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

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公民身份的主导理念,奠定了西方公民身份的基本格局.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个人为基点,以权利为核心,建构一种消极的公民形象.它追求自由最大化,强调价值多元,但也认为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同样需要价值共识.因此,自由主义公民教育以权利教育为核心,辅助以公民美德教育,目的是培养捍卫权利的消极公民.     

中国近代公民教育的历史逻辑:基于对公民身份的省察

公民教育既是永恒范畴也是历史范畴,它与公民身份之间具有互构性。以此视角和方法来省察中国由臣民向公民的嬗变史,可以发现,外在线索上,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取向;内在逻辑方面,呈现出浓重的本土特色。     

公民身份理论内涵探析

公民身份是当前政治学理论界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公民身份的理论内涵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释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各国重大政策和制度设置的理论背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涵义丰富的概念系统,公民身份在理论上统合了公民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和参与行动,在政治实践中包含了公民的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理念上体现了自由、民主和公平三者的矛盾与统一。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以寻求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受到族群认同、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呈现出开放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这是当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新定位。适应国家公民身份的这一定位,公民教育需要同时进行政治认同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全球认同教育。     

公民教育:国家视阈下的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公民与公民身份理论的发展迎合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公民身份,不仅拓宽了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视野,而且也隐含着对构建公民身份的路径选择.现阶段,我国公民教育的任务亟待加强,这不仅关系着不同民族对公民身份的价值取向,也关系着不同民族成员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可.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公民社会的生成与公民身份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在于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公民社会空间。作为历史范畴的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品德,对我国公民身份的变迁起着共生性的推动作用。公民意识不断增强,改革之前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及二元色彩逐步被现代公民的角色所代替。公民身份是极其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根据现代公民身份理论,其基本含义主要强调单体公民的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责任、义务精神,对共同体的责任。     

传媒与公民身份建构略论

塑造现代社会自觉公民,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又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新闻传媒作为象征性社会情境的主要构筑者,为现代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框架,可在培育公民权利意识、建构公民身份认同、培养公民参与能力中发挥积极效用。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演进

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虽然直到17世纪才随着自由主义的产生而形成,但它最终却发展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公民身份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是逐步演进的,洛克、马歇尔、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贡献.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观念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但这些批评从根本上不足以撼动它在西方世界的主导性地位.     

试论政党与公民社会间的双向赋权

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可分为一元关系与二元关系。一元关系可具体分为政党优位关系和公民社会优位关系,而二元关系又可分为温和二元关系和极化二元关系。从规范意义上讲,在这四种关系中,笔者最倾向温和二元关系。温和二元关系的实质是实现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赋权。双向赋权指向到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的"重建的合法性"概念实质便是本文所论及的双向赋权,即构建一个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交往共同体,政党与公民社团都可以自由而平等的介入其中,通过论辩和协商达成双方的合意与共识。在中国,这种相互赋权的重要推进途径便是党社协商。     

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古希腊和罗马是公民身份的开端阶段,通过政治改革,平民在城邦中可以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社会,公民身份总体上处于衰落,但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城市市民身份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在现代立宪国家,公民身份通过宪法在国家中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身份得到了普及,其内容也得到了充实。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体现了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自由、平等、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以及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涵。在我国,公民概念应当以政治权利内涵为中心,重视社会权利的内涵:政治权利需要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通过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商谈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权利应当通过法律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

本文引申T.H.马歇尔关于"公民身份"的涵义,分析中国城市的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通过比较1978年以来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变化,分析特大城市户口之门打开的进程,并以上海为例,剖析外来人口获取城市户口和公民身份的制度途径。上海建立了基于户口与居住证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形成公民身份等级分层体系,根据外来人口贡献大小赋予差别化的公民待遇。政府通过出售差异化公民身份换取城市发展所需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而无须承担大部分外来人口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公民身份: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论女性主义对传统公民身份理论的批评

女性主义研究表明,公民身份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公民身份的两大理论传统从公私领域的划分、公民主体的预设、到普遍主义的基本理念都是以男性经验和利益为基础的,忽视了女性的特质和需求。这一高度性别化的理论建构正是女性不能充分实践完整公民身份的理论根源。女性主义要求打破西方政治思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塑公、私领域,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道德基础,打破伦理领域的男权制统治,揭开传统公民身份普遍主义的伪装,真正包容女性的差异和多样化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公民身份。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探析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原因和治理对策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在界定贫困概念和线度的基础上,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镇贫困两个视域,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剩存贫困的治理对策。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