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年辜鸿铭研究述评

辜鸿铭以其轶事之怪异、著译之独特、思想之极端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辜鸿铭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感召下思想文化界和理论批评界不断进行思想解放和创新研究的结晶。通过对30年来的辜鸿铭生平轶事、著译与思想文化活动研究的综述,梳理出30年来辜鸿铭研究的主要倾向并指出辜鸿铭研究面临的问题,能够为进一步研究辜鸿铭与其他文化人物的关系、辜鸿铭与近代文化的关系,进而从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现代化转型的角度研究辜鸿铭的思想与历史影响、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作出科学评价等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前提与准备。     

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思想理论认识因缘

辜鸿铭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独特个性和独异思想的"文化怪杰",其所呈现的"辜鸿铭现象"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辜鸿铭以"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为基础构建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观,虽不无偏颇,但其力图以中国传统思想阐释西方古典文明,批评西方现代性的见解却真切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不仅成为解读辜鸿铭人文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认知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本原。     

东西南北人——辜鸿铭生平轶事研究管窥

辜鸿铭,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独特的保守知识分子,以其"东西南北人"的人生履历,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言说不尽的轶事层面的辜鸿铭形象。过多的轶事和轶事的过度消费,给辜鸿铭的生平轶事本身的真伪和轶事背后的精神现象研究带来许多难以确定的因素。在对辜鸿铭传记研究资料爬梳的基础上,对辜鸿铭生平轶事研究中有待证实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能够为准确理解其人其事和进行辜鸿铭与近代文化的关系研究以及辜鸿铭与其他文化人物的比较研究做必要的铺垫。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中国文化的“替罪羊”——辜鸿铭文化现象及其成因

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存在,诋毁他的人称其为顽固保守的"封建遗老"、"怪物";崇敬他的人称其为"东方文化代言人"、"怪杰"。借助吉拉尔替罪羊理论,对辜鸿铭文化现象解析,探究替罪羊机制在其身上的生成、演化过程,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实质。辜鸿铭挑战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文化主潮,强调东方文明的独特价值,批判西方物质文明,致力于"东学西渐",因而成为同代精英与社会舆论共同制造的"替罪羊"。今天当褪去历史迷雾,我们重新审视辜鸿铭时,才发现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替罪羊",竟然是被遮蔽的"英雄"。辜鸿铭从"替罪羊"到"英雄"的悖论性存在不仅是"替罪羊"机制的体现,更是历史复杂性与深刻性的内在呈现。     

“无我”与“妻性”——辜鸿铭与鲁迅两性文化心理关键词

辜鸿铭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最保守与最激进的两极性文化人物,其思想的两极性在二人对两性关系的审视上表现得尤为充分。结合辜鸿铭与鲁迅的个人婚恋生活,通过对辜鸿铭与鲁迅的文本进行分析,概括出“无我”和“妻性”这两个理解辜鸿铭和鲁迅两性文化心理的关键词,以期为辜鸿铭与鲁迅比较研究、辜鸿铭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两性文化心理建构做一点铺垫。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涉的不仅是一个政治认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问题。即是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大众化的方式使其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并内化到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中去,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这既使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明确的价值取向,又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重构起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人的现代思维和时代理念,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进而以文化认同坚实政治认同的基础。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在多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     

试论强化当代中国青年中华民族认同意识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导致当代中国青年中华民族认同感弱化;当代中国青年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必须强化其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把培养当代中国青年中华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科学技术,重塑中华民族文化,提高当代中国青年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将中华民族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中;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的学习。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自清朝入关到清帝逊位,满族的民族性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满族从一个帝国时代的政治民族迅速演变成民国之后的文化族群,而这种演变不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塑造出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成员独特的族群认同特点。文章系统地回溯了满族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入关后处理满汉关系的政治谋略,结合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解读满族在认同意识方面的巨大变迁。     

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传统文化基础

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现实目标之一.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事关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也是推进政府转型的战略性目标.一项制度的最终确立,必须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而均等化思想正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传统之一.某种意义上说,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政治传统的思想继承与实践回归.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者虽不具有现代民主社会的服务型政府平等服务于民众的自觉意识,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思想无疑为当今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和思想基础.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意义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道德意义关涉现代性认同难题,指向国家、社会和公民三方面的价值认同。不论是在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的意义上,还是在面向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的意义上,我们都必须以中国现代性为根本,来理解中国价值观的德之功能。历史地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之德的根本诉求,在于确立一种从"家国天下"到"文化共同体"的情感的认同,以及从"直接的现实性"到"具体的现实性"的精神的认同。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在推进一种认同中的伦理觉醒。这是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核心,它落脚于公民的认同,呈现为总体化认同,指向伦理的觉醒,瞄准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之求解。尊重他者,包容差异,承认多元,是通向文化的、民族的、总体化的价值认同及其历史性重构的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强盛--兼论祖国统一

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国家，三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对中国国家及中华文化的归属意识，对增强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有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华民族认同是最能达成一致、最具有广泛性的要素，它对于在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上形成强大向心力、抑制分裂中华民族的思想、促使中国早日实现统一有积极的意义。     

孝:中国电影的文化个性与构建国家形象的可能——基于儒家文化关键词的一种思路

在反封建的现代社会思潮中,孝道由于承载过多的政治信息而遭到了严厉批判,在现代社会结构已然确立的情况下,这一发乎人类本性的自然情感与国家政治机制分离开来,反而日益重要。就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命题而言,孝道所标识的父亲形象、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密切关联,只要我们不把现代政治与传统形象彻底割裂,就可以发现:国家形象,应当在父亲形象的现代转向、政治转向中得到更好的表达。质言之,在全球化趋同的现实面前,电影艺术更需要文化个性与身份,儒家文化的孝道传统作为一种有效的区隔意识与集体潜意识,不仅难以回避,更是自我身份塑造的利器。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藏民族信教群众的身份建构及其表现

社会身份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归属、地位、权利等属性的标识。自元以来,藏民族整体的社会身份属性一直清晰、明确,人们的身份认同普遍、广泛。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伴随我国"社会建构"的快速发展,藏民族的社会身份建构和塑造得到极大的提升、增强,公民身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内涵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从而带来了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政治认同的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