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主体趋势探析

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供给主体出现了低效率和无效率,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当多元化。因而,探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已成为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必然趋势。在新农村建设中改变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劣势,积极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良好的政策措施。     

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进步。本文以制度分析为切入点,在供给主体上,按照公共产品性质,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责任,提出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     

优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效率不断得到改善,但是当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作用的发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公共产品二元供给结构;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优化供给结构;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民主决策机制;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从而建立起能够统筹城乡发展、缩减城乡差距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空壳化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及出路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了农村空壳化的格局。在空壳化格局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陷入困境:参与主体缺失,供给结构失衡,供给缺乏持续性以及供给效率低下。改变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供给主体格局、调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以及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是摆脱供给困境的有效策略。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和传统的公共产品理论相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政府供给出现了低效率和无效率,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当多元化,借鉴国外的经验,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是唯一的,从组织形态上看,农村社区、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都可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必须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的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充分调动各种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步伐。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对策研究

随着税费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制度外供给制度宣告结束。那么,如何在制度改变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在对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产品资金供给制度历史和现状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对策,即明确界定不同纯度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加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力度,实现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逐渐淡化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创新策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县乡财政困难、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差距过大、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调等问题,造成这种缺陷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以及供给主体单一的影响。因此,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合理的需求表达机制以及多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关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现实困境的探讨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部分,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其有效供给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却面临着主体利益多元化、农村社会空心化和农村社会资本不断消解三大现实挑战。本文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农村社会空心化和农村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出发,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新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民增收,农业和农村得以发展的前提保证。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效能低下和供给主体错位等问题。当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章主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并根据这两方面原因提出了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和完善相关监督机制等解决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论农村发展与知识分子参与——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

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发展。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一脉相承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正是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发展的写照和依据,也是中国农村发展必须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我国的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相对于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仍显落后,对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大有显著影响。文章从农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入手,分析了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需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了建设和完善农村流通体系的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农村外出人口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外出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总体上获得了重大发展,也有一些中西部农村面临"空心化"等困境.在走向现代化新征程和建构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成为重要和迫切的战略选择.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村居民是主体,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核心,增强农村活力是关键,集体性建设是重要内容.集体性是在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相互合作、共同受益、依存发展的群体活动的关系特征.它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力,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建构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文化复健等途径加强乡村的集体性建设.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村公民教育探析

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契合,将之嵌入乡村治理,是谋求乡村善治的可行路径。推进协商民主所内在的对公民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缺失和能力欠缺的矛盾,是当前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公民教育是培育理想公民的最佳途径,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农村公民教育应将农民培育成具有主体性及权、责意识,具有参与意识、公民能力和公民美德的现代化公民。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

以外出务工农民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调查了121位农村老人,总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不同模式下,农村老人所面临的不同养老问题。在农民个体向城市流动的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以情感关怀不足的为主;在家庭化流动模式下,留守老人承担家庭看护、孙辈照料与家务劳动等任务,存在严重的身体与心理负担,面临严重的生活照料缺失问题。而对子女的牺牲精神则遮蔽了留守老人养老需求;在举家迁移模式中,随迁老人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但异地养老存在严重的城市参与不足和乡村依恋问题,随迁老人生活满意度不高,容易产生消极情绪。针对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面临的不同问题和需求,需采取类别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