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的史学思想

扬雄作为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史学思想上也颇有建树。他将历史学看成是研究政治培养政治家、叙述事实揭示真理的学问,其功用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借鉴。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时激"和"人事",实际有"正道"和"它道",其动力在于人类的实践尤其是圣贤的意志;历史认识的条件在于认识客体的规律属性即"神"、认识主体的主动属性即"心"和认识媒介的传播属性即"言"书",其目的是掌握历史规律,体验创造历史的自由,其验证标准为儒家思想和历史实践。扬雄讲究的是"与道神之"即按照历史发展来把握事物的本质的历史方法、将历史人物或历代王朝放在一起的比较对照方法和史学论著编纂的模仿法。政治史学中的游离性、官方史学中的民间性和人本史学中的谶纬性,构成了扬雄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论扬雄《方言》中南楚方言与楚方言的关系

南楚方言与楚方言具有密切关系.从扬雄《方言》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南楚方言各地受楚方言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楚方言对南楚方言的影响、渗透有其不平衡性.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华夷之辨”与“守中治边”——论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际作用

长城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明朝"华夷之辨"思想的变化是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明长城在"守中治边"的方略中发挥其御外制内的功能。明长城具有御外和控内的双向作用,朝廷试图依托长城建立符合王朝理想的统治秩序,因此,明长城在构建华夏族群为核心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严遵、扬雄的道家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后处于在野地位的道家思想依然以支流或暗流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道家学说处柔守雌、超然物外的思想倾向,也往往成为失意士人心理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依托,引起他们的共鸣.另外,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许多士人将目光转向诸子之学,其中相当一批士人追慕、向往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试图搬出道家学说作为救世良方.严遵著<老子指归>,继承、发挥<老子>之说,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扬雄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对道家思想多有融摄和发展.     

论扬雄《方言》楚地词“革”源自古越语

扬雄《方言》记载楚地表老义的语词革,晋以前不见于汉籍文献,《三国志》始见老、革连用现象,而今南方十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仍广泛使用此词,这一现象启人思考。借助民族史和移民史,结合现代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实地调查,发现扬雄《方言》楚地词革源自古越语,随着古越族的变迁,保留于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中。这一古越语词汉代通行于南楚江湘一带,为楚方言所吸收,后与老连言,进入汉籍文献,留存于现代汉语方言。     

扬雄《方言》及其研究述评

除了扬雄《方言》的基本体例和内容之外,着重评述了《方言》的著作权争议情况,介绍了书名、卷数、记载的词语性质和编写方式等问题,并讨论了《方言》的语言学价值;全面介绍了历代学者对《方言》的整理,重点评述了清代以来学者们的《方言》校理,从而客观地呈现出《方言》整理的历史成就;全面综述了1700年来扬雄《方言》的研究情况,系统评论了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主要研究专题,并提供了最新的研究信息.     

试论扬雄的“幸”与“不幸”

扬雄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所谓"幸",文章论述了扬雄在事业上获得重大成功的一面;所谓"不幸",文章论述了扬雄的生前与身后所遭遇的主要的痛苦和打击.文章对扬雄寄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这种理解和同情,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绝不含乡梓之情的偏见.     

扬雄《法言》中的道家思想

《法言》中道家思想的形成与扬雄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师学渊源密不可分。归纳起来 ,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尚玄崇道和因循革化。这些道家思想的存在并不和扬雄推崇儒家学说的主旨相矛盾 ,而恰恰正是为儒家思想服务的。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读后

本文对华学诚等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进行评介,指出此书有四大优点,是继钱绎《方言笺疏》和周祖谟《方言校笺》之后既能全面反映历代《方言》研究成果又能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一个新校注本。立足于“语言”来校释《方言》也是《汇证》的一大特色,这是全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文章从五个方面对这一特色进行了举例分析。除其他学者已经指出的之外,《汇证》还有两个不足。最后提出了笔者读《方言》和《汇证》时的四点疑问。     

文艺思潮中的"古今之争"谈片

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与今、继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明屠尔诺与钦提奥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中国明朝的前、后七子的古今之辨,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通过"返回现场",探讨中西方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今之争的真正原因,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与创新等同于错误与正确。不能用进步论的模式来否定传统,理性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积淀的"零点"开始。只有深受传统的濡养,又不乏创新的激情,创造力才有其茁壮的"根"。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荒诞派”戏剧与"黑色幽默"小说比较研究

“荒诞派”戏剧与“黑色幽默”小说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两种几乎同时诞生的文学样式之间十分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艺术特征反映了文学发展与社会演变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反映了现代主义作家对新的审美领域的成功开拓.     

论西汉“奉天法古”思潮

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源于战国儒家民本思想。所谓家家有百亩之田、无处不平均、无处不饱暖的井田制,作为儒家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理想,始于孟子,后被汉儒所尊奉,视之为最完美的土地制度,并为之摇唇鼓舌,力主加以恢复,终于酿成了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     

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

红楼梦全面反映了清初的民族斗争,即:应仕与反应仕、尊理学与反理学、“末世”与“盛世”、华夷有别与华夷无别的斗争。作品通过塑造鄙视功名的主人公形象,歌颂了不仕清的民族气节;通过反映劳动人民和广大妇女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本质和清朝的黑暗,批判了封建纲常思想,戳穿了清统治者的“盛世”谎言,打碎了反清的思想枷锁,宣传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抗思想。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作品思想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三代宗法文化向西北少数民族传播论

夏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和戎族，他们的社会分化与中原王朝通过征伐战争等措施推进其强势宗法化的传播和影响有关。在中原王朝强势化的作用下，包括羌族和戎族在内的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接受华化(或汉化)已成为其社会发展的基本建势。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关系发展态势研究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目的既是要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逐步缩小各地区发展上的差距,促进全国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实现全国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又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措施。而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需要一个政治稳定、民族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深入开展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关系发展态势研究,探析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对做好新世纪民族工作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认知学习理论与少数民族学生英语词汇教学

基于少数民族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特点,在认知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少数民族学生英语词汇教学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帮助学生明确英语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进行可理解性的词汇输入,刺激他们同化或顺化新知识;对学生进行英语词汇学习策略的培训;对少数民族院校教师进行民族政策、民族文化等相关内容的培训。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