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责任转质的再检讨——兼论我国责任转质制度的构建

转质制度在日耳曼法时期已初现端倪,其可分为承诺转质与责任转质。相较于承诺转质,责任转质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对"意思自治"的挑战,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我国现行立法对于责任转质未作出明确规定,忽略了责任转质的客观存在,这种现状容易滋生以下流弊:忽视现实中常有的责任转质现象的存在,可能导致在各方当事人中利益保护的失衡;承诺转质固有的局限性使其往往处于虚置的位置;不利于"物尽其用",因而妨碍社会整体经济福利的增进。面对责任转质在实践中的客观存在与立法上缺位的困境,引入责任转质制度是我国未来立法的应然选择。     

转质制度研究

转质具有两种类型 ,两种类型之间有较大差异。对责任转质的定性 ,通说采质物再度出质说。追究权源 ,该主张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应采债权与质权共同出质说。以定性为基础 ,转质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本着利益平衡的精神予以合理安排。在物权体系的构造中 ,转质制度具有根本困惑 ,但衡于利弊 ,我国物权法仍应同时规范转质的两种类型。     

论责任转质中违约责任对出质人的救济——《物权法》第217条出质人质物损害赔偿救济方式的商榷

责任转质作为质押的伴生结果,承认其合法地位是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要求.对质物损害赔偿的物权方式救济也有损害出质人利益之虞,我国责任转质制度的建立除了使用物权方式规范,更应使用合同信赖利益损害保护出质人权益,对未经出质人同意的质权人转质行为这一损害出质人信赖的行为给予救济,这样既可以对质物进行充分、合理利用,又可以达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要求与合理配置.     

转承责任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转承责任是一种责任人因与他人间的特定基础关系而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责任形式和法律制度,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责任人与侵权行为人相分离.转承责任不等同于替代责任,更不等同于特殊侵权责任.转承责任基础关系类别决定了转承责任可分为为行为人利益的转承责任和为责任人利益的转承责任两大类;为责任人利益的转承责任实质上就是使用人转承责任,使用人转承责任又可分为支配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和利用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转承责任立法理由,众说纷纭,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应将它们孤立开来.     

论雇主转承责任构成要件的理论基础与适用规则

各国的立法和判例对雇主转承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不尽一致。从理论上来说,雇主转承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雇佣关系的存在、受雇人执行职务的行为、受雇人的行为是侵权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雇主转承责任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但是不尽完善,未来的民法典需要对此予以完善,严格区分受雇人和独立订约人的界限,明确规定受雇人的职务范围。     

无人船运输的转承责任研究——兼论《海商法》的修改

无人船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海上货物运输法的适用面临新的挑战。借助转承责任理论,将受雇型远程控制人视为船舶所有人,其地位和责任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及《海商法》第四章下承运人的受雇人无异。承运人作为雇主,应承担转承责任。视独立型远程控制人为独立合同人,在《海商法》修改时将独立合同人纳入承运人的责任体系中,使独立型远程控制人能享受到承运人的抗辩与责任限制的权利。自主航行船舶中因AI航行系统缺陷导致的产品责任应归属于其生产者或销售者,而不属于承运人。自主航行船舶的法律人格化并非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转承责任将为这一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转承责任归责原则的复合性和构成要件的二重性

转承责任不是单一归责原则而是复合归责原则的适用:责任人转承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侵权行为构成判断原则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归责原则的复合性决定了转承责任构成要件的二重性:责任人的转承责任构成要件和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构成判断要件不相同,责任人的转承责任构成要件也不同于其他特殊侵权责任.责任人的转承责任构成要件主要包括:责任人和行为人间具有特定的基础关系.行为人为侵权行为时居于基础关系约束的地位,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构成判断要件根据行为发生的不同情势,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论混合共同担保的责任承担

混合共同担保是一种特殊的担保方式，形式较为灵活，不同于共同担保。人保与物保混合的共同担保情形下，各担保人担保责任的划分和确定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区分不同情形，针对几种不同立法模式及我国立法现状进行了简要评析，以期明晰责任承担方式。     

优先权非担保物权论

优先权并非担保物权,不仅仅因为优先权导源于社会政策,更因为优先权和担保物权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优先权根植于社会政策,本质上为所依存的债权所决定,有自己独立的产生存在依据、价值和功能.     

论质的层次性

质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但质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 ,人类对质范畴的认识经历了多层次的推进 ,既有对历史含义的继承 ,又不断地赋予新的含义 ,这使质的范畴具有丰富的层次性。正是对质的概念不断认识深化的情况下 ,人类对自然物、生命、人类、人类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 ,或者说人类在这两者认识深化的发展上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对现代哲学中质的概念进行总结 ,质可分为要素质和系统质 ,而系统质又可分为自然系统质、人工系统质、社会系统质。这种划分只是一种概念的划分 ,而在人类的实践中 ,要素质和系统质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国际专利诉讼中的禁诉令制度

专利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以及专利诉讼中的巨额利益导致的禁诉令、禁执令被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当事人频繁使用,成为国际专利诉讼中的重要战术工具,其中针对我国签发的禁诉令也越来越多。英美法系国家在专利诉讼中签发禁诉令优先考量的是“公正地解决私人争议”,更重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考量的因素包括当事人之间是否有管辖权协议或仲裁协议、...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中介化证券担保交易法律制度研究

中介化证券担保交易制度,是跨国证券交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介化证券实体规则公约》为协调各国的证券担保制度,制定了一套特别的中介化证券担保交易规则。它规定了质押担保和所有权让与担保两种担保方式及担保权的实现途径;担保权人对中介化证券的使用权和要求担保人补充担保以维持担保物价值的权利;担保人替换担保物的权利。《公约》的相关规定与我国现行证券担保制度存有差异,不能直接适用,但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的公共利益思想

在利益问题上,共同体主义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尽管共同体主义者对公共利益缺乏一个统一的概念,但他们所说的公共利益都指向共同体的普遍善、共同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公共利益优先的论证,主要基于“共同体的共识”。共同体主义者强调公共利益优先,但同时也强调“我”的利益与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总体来看,共同体主义者反对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就包含在整体利益之中。只不过,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疾呼,并未上升到行为准则的高度。     

论担保物权竞合之效力

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竞合时有发生,关于担保物竞合的法律效力,目前我国法律没有统一规定。确定担保物权竞合的效力需要一定的价值尺度,如法定利益优先、完全担保权人利益优先、公示优先等,根据统一的价值尺度设定担保物权竞合效力的模式;担保物权竞合时物上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实现有所不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再思考——基于沙洲坝档案和口述史的解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根本制度, 其根源在于它能够“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要求、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 这既是对新中国农业经济体制变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也是今后制定和实施农业及农村政策的根本原则与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正确认识农民及农民意识, 充分尊重和积极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要正确认识农业家庭经营模式, 大力扶持农业家庭经济;要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等, 以更好地解决当前农业家庭经营和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推动我国农业不断向前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文章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作者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作了回顾后 ,分析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系 ,最后提出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措施     

超越全球伦理与国家利益的对立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出全球伦理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这却丝毫不能否认不同国家主体对其自身利益的价值诉求。究竟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处理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观点在方法论上的对立。解决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关键的是要实现对其方法论上的超越。     

BOT模式中特许权协议性质及特权规制问题

BOT投资模式是近年来被多国采用的新型投资、融资方式,它不仅能节约成本、降低风险,更能有效吸引外资、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BOT涉及多方当事人利益,如何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并保护投资者正当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探讨BOT特许权协议的性质,文章旨在发掘政府特权背后更为重要的公共利益问题,在明确公共利益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关于BOT的相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