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贫困县域森林旅游发展的农户适应性研究——以福建武平县为例

研究森林旅游扶贫效应及其农户适应机制是实现森林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以福建省武平县为案例地,通过构建农户对森林旅游扶贫的适应性分析框架,研究农户对森林旅游扶贫的感知及适应行为选择。结果表明:(1)武平县的森林旅游扶贫尚处于初级阶段,参与程度不高,但是森林旅游扶贫的开展已对农户的生活产生影响。(2)农户所采取的适应生计方式主要包括纯农户、农业兼业户、旅游兼业户及非农户。(3)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适应感知存在差异,农户的各种感知存在高度相关并影响农户的适应策略选择。最后,为持续推进森林旅游扶贫工作,保证森林旅游扶贫与农户发展之间的和谐共存,本文提出了从认知、能力、技术及环境上提高农户适应性的策略,以期为国内同类型贫困县域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全民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构建研究——以旅游扶贫为例

当前,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一个趋势。在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加上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全民参与旅游扶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如何将庞大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贫困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构建一个全民参与的旅游大扶贫格局,让企业、组织和个人以各自更加有效的方式都参与进来,和地方政府一起,从提供基本生产生活保障、资金支持、产业对接、智力支持、人才支持和市场供给等多个方面来构建一个庞大的社会帮扶网络,为贫困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提供有效帮扶。     

扶贫管理:来自战略、组织与资金维度的问题与创新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那么研究与治理贫困的视角和思路也必然是系统而多元的.如何优化扶贫管理、提高扶贫绩效,从扶贫的战略、组织以及资金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的扶贫架构和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细化扶贫客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责任制;加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建立科学的扶贫效绩评价体系,推行财政扶贫基金监管信息系统.     

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胜,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企业是助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又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经营发展。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提升其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更有助于提升其财务绩效。因此,政府应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贫困治理,为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

贫困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为不同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构建与实践检验的时空场域。围绕着贫困的性质、动因及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经济溢出"视角将贫困视为低水平的发展,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带动该区域整体实现反贫困;"社会公平"视角将贫困视为对受贫者的不平等待遇,从群体的自身素质及社会网络中寻找贫困的动因与治理方式;"政策实践"视角则将贫困视为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扶贫政策的项目内容、瞄准机制与资金绩效等环节对反贫困政策实践进行绩效评估与改进修正。基于上述视角的评述,这里提出一个可谘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理论视角,即"国家治理"视角,建议从扶贫理念、制度安排和官僚组织运行三个层面观察国家所构建的"反贫困"社会改造工程,探索扶贫背后的国家治理理念、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组织体系。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

当前,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即大扶贫格局下如何动员社会力量与用好社会资源,市场化背景下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城乡一体化中如何推动县域民生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如何激活贫困乡村的发展要素等。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策略与路径有:立足大扶贫格局,找准社会扶贫与稳定脱贫的契合点;贫困退出中实现稳定脱贫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以城乡互动和融合为导向,构建稳定脱贫与县域发展的联结机制;实现稳定脱贫与农村基层治理有机关联。     

公共部门定点扶贫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公共部门定点扶贫,是指由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有计划地筹集资金以及派遣专职人员进驻重点贫困村,并通过各种渠道促使该村脱贫致富的一种扶贫模式。目前,在公共部门定点扶贫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公共部门、贫困农户和地方组织三个利益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极大地影响到定点扶贫的绩效。应通过建立博弈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建立有效约束博弈主体的制度规范和构建博弈主体持续合作的信任关系等方式来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以提升公共部门定点扶贫的绩效。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基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从生活贫困到能力贫困的判断,扶贫工作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能力指向,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已经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方向。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贫困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并从能力视角,对典型区域农村贫困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能力缺乏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聚焦于能力建设。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贫困家庭和人口的社会认知、风险防范、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信息利用、社会参与和要素流动等能力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变革生存方式、扩大对外交流、引入外部要素、优化政府介入。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贫困村产业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目前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关键,就是全面解决贫困问题,实现所有贫困县、贫困村的脱贫摘帽。以产业扶贫、政策扶贫等方式,切实提升贫困村村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发挥农村产业的积极性,并保证扶贫资源的高效利用。目前在贫困村的产业扶贫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其种种都是扶贫工作中的障碍,因此扫除障碍、做好产业扶贫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部分贫困村的扶贫工作为例,并分析在产业扶贫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并对策略进行实效评价。     

论西部贫困文化

西部贫困文化是一个建构在西部贫困区域民众的生活现状和国内外研究贫困文化的学者的大量论述基础之上的并不十分严密的概念。其实质是对西部贫困区域内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解读。在解读和剖析该概念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西部贫困文化不等于落后文化;它是“原始性”和“制度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现状往往表现为“文化失范”;西部贫困文化是可变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必然会溶入文化现代化的潮流。针对这些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在经济扶贫时关注文化扶贫,力争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构建出适合西部社会发展的“规范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要在西部开发中汲取西部贫困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博采众长,努力与市场经济接轨,避免这一文化走向封闭、淘汰或西化的困境。     

微型金融对女性减贫的影响:基于金融赋权视角的分析

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的女性化趋势现象不容忽视。微型金融作为一种以促进性别平等为目的的扶贫方式创新,已成为满足女性贫困群体金融需求的运作模式。微型金融可以通过信贷和保险服务获得渠道、赋权效应等促进女性增权,不仅可以借助小额信贷服务加强女性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而且可以借助参与式扶贫项目,自下而上增加女性的能动性和可行能力,从而有利于女性反贫困。中国微型金融在甘肃、河北等地的实践表明,微型金融(特别是妇女小额信贷)是扶助农村贫困妇女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反贫困工具的创新。实证结果也发现,微型金融机构扩大女性借款人群体的覆盖面有利于其实现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协同发展。因此,应加大教育投入,重视并加强女性素质教育;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微型金融可持续发展;完善互助合作社融资模式,加快扶贫融资模式改革;发挥妇联组织的特殊优势,构建适合妇女小额信贷的政策环境。     

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年5月29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天府新论》编辑部、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在我国扶贫战略部署的大背景下，就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中的政府作用与社会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还邀请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及四川省农业厅等相关部门同志出席，他们介绍了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希望学界关注扶贫宏观上公平与效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中观上“三位一体”扶贫的发展方向、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关系、贫困村户的精准识别等问题。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田野行政”视域下的县域精准扶贫

通过恰当的治理结构安排,夯实县一级因地制宜安排项目回应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能力,是"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借助组织学权变学说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提出一个"田野行政"的解释框架,用以考察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密集调整,为县域贫困治理带来了诸多新的变化。基于对"茶县"跨度六年的跟踪调研,可以发现县域"精准扶贫"工作能力建设,有赖于通过恰当的分权治理结构安排,保持县一级因地制宜安排政策供给的自由裁量权。2014年以来,精准扶贫各项制度架构逐渐成型,"四到县"的改革,提升了县一级精准回应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差异化需求的能力,但仍有一些瓶颈因素有待破解。     

中国与印度扶贫问题之比较

中国和印度在历史发展、经济状况、治理方式、文化状态、人口结构、教育形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又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减贫压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消除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贫困,一直是中印两国在发展上面临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中印两国在解决人口贫困、积极开展扶贫工作方面都有许多深刻的认识,都制定了许多政策,采取了众多措施.但是,由于两国在认识程度、目标确定、战略选择、治理方式、方法运用、策略制定以及组织利用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其各自的扶贫效果自然有所不同.其中,中国所开展的扶贫工作反映出了十分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当然,两国的扶贫工作也有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样才会不断促进各自国家扶贫实践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凉山州的贫困与反贫困

凉山州是四川省乃至全国的扶贫攻坚重点地区之一。经过十年艰苦不懈的努力 ,凉山州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到 1997年底 ,全州贫困人口已从 2 10万降到 10 0万。但是 ,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贫困面仍然很大 ,贫困程度深 ,而且返贫率高 ,扶贫攻坚的难度大。不断深化对凉山州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认识 ,有益于扶贫攻坚的顺利进行。贫困状况和特点(一 )贫困数量和分布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也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的地区 ,幅员 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居住有彝、汉、藏、回、蒙古、苗、傈僳、布依、傣、纳…     

贵州连片特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比研究

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抓住贫困问题,也就抓住了贵州的主要矛盾。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的关键是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加快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设立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贵州省有65个县域单位分别位于其中的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滇桂黔石漠化区。在利用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方法对比分析贵州三个连片特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评价贵州三个连片特困区县域经济的基本竞争力,取得了很好的分析结果。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