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礼学的规范诉求

仁学是儒家关于个体(圣人)的精神空间的理想设计,礼学则是儒家关于群体精神空间的规范设计。荀子把礼看作是个人修身的根本和维护社会等级以及治国的根本,突显礼的规范作用。如果说孟子以性善论说明了人履行仁道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可以说荀子以性恶论说明了以礼义规范人的行为的必要性。性善论强调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突显自律原则,倘若没有他律约束,容易流于空疏;性恶论强调规范约束的必要性,凸显他律原则,倘若脱离内在自觉,容易导致强制而难以推行。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奠定了儒家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荀子:以仁为基础的礼义构建

学界一般认为,孔子仁礼并建,孟子主要发展仁,荀子主要继承礼。荀子多言礼,少言仁,"仁"在荀子思想中则处于从属的地位。笔者经过对荀子思想的深入考察,发现"仁"在荀子思想中仍然处于基础性地位。荀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继孟子之后,着重发挥孔子"礼"的概念,注重从外在规范上展开,以"礼义"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礼义构建中,荀子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以仁义为本,以礼义为用,更细致地分析了仁、义、礼、乐之间的复杂关系,传承孔孟仁政思想。荀子的礼义体系是一个以"仁"为基础,包含了仁、义、礼、乐、法、刑在内的博大体系,注重人道为本的礼义道德,强调体道与修身,发挥礼义的社会政治功能。荀子的礼义构建还担当了对儒家王道思想的传承,他既法先王也法后王,以圣人的理想人格传承和守护王道理想。荀子是一个与孟子有共同思想基础,有许多相通一致之处的儒学大家,是先秦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治法与治人:论王安石与司马光法度思想之异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处北宋中期政治变革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们对法度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对时代课题的不同思考。王安石的法度思想主要包括法先王之道、众建贤才和礼乐刑政三个基本方面,而司马光的法度思想则主要包括先王之法皆合于道、有治人无治法等方面。他们的法度思想中都体现了对孟荀思想的融合,不过是在不同层面的融合。王安石一方面继承孟子"法先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赋予"先王之道"以荀子式的"礼乐刑政"之内涵,并且认为"法先王之道"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法其意",这又与荀子"法后王"的思想逻辑相一致。司马光则一方面继承孟子"率由旧章"的思想逻辑,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而是主张荀子之礼制。在治法与治人的关系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司马光则强调治人的首要性,治法不具有独立价值。从现代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思想更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律。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身体观中的两个功能性概念

儒家主张认知活动有其身体之基础,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而且功能性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强调"自我"是意志之方向的决定者,肯定"自我"是自由的主体,而且肯定规范源于主体之意志。"化"和"养"是儒家身体哲学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先秦儒家常在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平治的语境中,使用"化"这个词汇。在"养"这个功能性概念的使用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一端,孟子的"养气"工夫着重于从"自然"中转化出"文化",荀子则是强调以教化力量、以"文化"矫治"自然"。     

牟宗三、唐君毅之荀子研究比较

现代新儒家重镇牟宗三与唐君毅同宗"心性"儒学以研究荀子。他们在肯认荀子思想的儒家立场、梳理荀子"天生人成"的思想建构理路及论述荀子思想的客观性特点方面有相同之处,亦在解读荀子"天生人成"理路的具体涵义、阐释荀子的"心性"概念以及评价荀子思想方面有不小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解读立场与不同的解读切入点。     

“一可以为法则”：荀子论“形”的理论意义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形”概念一般被理解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呈现。而在荀子那里,“形”并不局限于个人的修身之事,还具有了礼则化的规范意义。荀子认为,“形”的实现必须通过“心”之持养,经历“心”之思虑、决断,不断地接纳与践行礼义法度,方能于外有所呈现,而“形”之展现,必须使之普遍化、礼则化,否则只是容貌、仪态、言辞的表现而已。一种没有标准衡量的道德修养,是无从判定修养境界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形”必须依从礼义,以礼义为准绳,从而实现客观的教化意义。     

荀子伦理学的理论特色——从“国家理由”的视角说起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第一次明确地为政治国家的存在提出了逻辑清晰的辩护,而将"礼义"赋予"国家理由"的形式,使其获得"权力"与"道德"的双重身份,则构成了我们理解荀子伦理学之理论特色的不二途径。在荀子,国家是以"圣王"和"礼义"来表现的,礼义所具有的止争去乱的功能以及规范行为的性质,其实质是以"国家理由"的形式出现的;国家之所以必须并且必然,乃是因为其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性恶的天性之中,而荀子所说的人性的"恶",并不是在特定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恶,而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偏险悖乱"。如果说以"圣王"和"礼义"为代表的政治国家,其创立之初意原在遏制人之性恶的话,荀子似乎对此一政治国家抱持了过分的道德期许,远未及严肃思考政治国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恶。     

荀子《天论》新解——兼与王阳明天理学说比较SSCI

荀子将天分为两部分:一是无形的作为本源和动力之天;一是指已经形成的有形之天。正是在两重天之前提下,实现了荀子的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思想。然而,由于荀子只关注已发之天,也即习之天,因此就把习当作性。由于拒绝了本然未发之天,荀子就不可能从天的角度来修正习之天,他只能求助于人心。他以人心礼义之善来纠正性之恶,然而其礼义之善并没有宇宙之根据,其既可以成为儒家礼制,也可以成为法家专制。通过荀子天论与阳明天论的对比,以及由此揭示出来的荀子天学的价值和局限,我们终将看到,荀学依然是儒家圣学之一脉。     

荀子《天论》新解——兼与王阳明天理学说比较

荀子将天分为两部分:一是无形的作为本源和动力之天;一是指已经形成的有形之天。正是在两重天之前提下,实现了荀子的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思想。然而,由于荀子只关注已发之天,也即习之天,因此就把习当作性。由于拒绝了本然未发之天,荀子就不可能从天的角度来修正习之天,他只能求助于人心。他以人心礼义之善来纠正性之恶,然而其礼义之善并没有宇宙之根据,其既可以成为儒家礼制,也可以成为法家专制。通过荀子天论与阳明天论的对比,以及由此揭示出来的荀子天学的价值和局限,我们终将看到,荀学依然是儒家圣学之一脉。     

荀子“法王说”及其对战国诸子的攻驳

荀子"法王说"可细分为"法先王"和"法后王",该学说上承孔子,旁绍孟子之余绪,结合时势赋予新的内涵,进一步充实完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荀子"法王说"的提出,不仅对孟子的"略法先王"发难,更欲攻驳战国诸子之偏弊。"法先王"和"法后王",分别针对诸子学说中"不法先王、不顺礼义"和"是古非今、说不及后王"之言论加以批判。但无论是"法先王"或是"法后王",其核心宗旨都为"隆礼义"。荀子所谓"后王"大致应在三代之内,以周代圣王为妥,似还包括周公、孔子。     

论儒家德性的形成

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实质是选择原则。选择意味着主体优先于原则。对原则的选择意味着价值观的确立,这是德性发生的基础。德性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熏习下养成的品质。孔子提出反省、孟子提出求放心、理学提出持敬等,突出了德性在我的自得性与自觉性。荀子与汉代儒家主张教化成人,强调通过文化教养成德,强调了自觉性。李翱、王阳明根据佛道理论,提出斋戒与至诚的理论,突出了自然性,最终确立了德性的主体性。     

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协调与服从:早期儒墨的政治学

儒家的"和而不同"与墨家的"尚同"主张分别对应协调型与服从型政治学。西周一元政治结构解体后,春秋时代的社会精英认识到服从型政治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协调型的臣君关系。孔子"志于道",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创立了儒家协调型政治学。墨家以"尚同"体制"行天下大义"的服从型政治模式,在其内部得到了短暂推行。孟子以人类同有的善性降低民众的修身难度,主张贤臣辅佐国君行仁政,实现"人和"之政治。荀子以人性同有之恶为前提,强调以礼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圣臣"大儒行政令教化。孟子与荀子均主张社会精英"从道不从君",君臣协调,共治天下。早期儒家协调型政治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     

天性责任、气性责任与才性责任 ——儒家三大人性责任形态思想论析

儒家往往把人性论作为构建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前提。儒家人性论阐述了"天性""气性""才性""欲性""智性""善性""恶性""德性"等人性形态的内容、形式、功能和特点,其中儒家所说的"天性""气性""才性"对责任伦理具有引导性、推动性作用。"天性"决定了人挖掘人先天潜能、因材施教、尊重顺应人天性和合理开发人本能的责任。依据人的气性,儒家不仅提出了屏气出气、变化气质、修道教化等责任伦理要求,还指明了挖掘优良气质之性、注重社会环境熏习和培育高雅豪迈气质等责任内容。以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才性论,其宗旨均是引导人向善,确立趋善避恶的责任心,如果说孟子的才性论更为强调人行善的可能性,那么荀子的才性论则凸现人性趋善避恶的必要性,但它们共同为责任伦理建构提供实践前提。     

荀子人性论探赜

孟子的人性论和荀子的人性论不是直接对立的,它们是依据人性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旨归而各自预设的理论系统。荀子在形下自然经验的生命中言人性,他在必然性和可能性上为礼的产生提供了根源。孟子在儒家天人相贯的核心思想的视野下言说人性,他在当然之理上为回复人生充足价值的根基上寻找着眼点。荀子正是通过人性恶的预设来强化礼义教化训导在优善人性、治世归礼中的重要性和永恒性,这较之孟子的性善论有着革命性的现实意义。     

由族群而社群的儒学转向——论孟子“窃负而逃”与荀子“从义不从父”的理论意义

儒家极为关注人之价值的实现,表现为对成人之道的重视。儒家认识到人的存在离不开群体,人之价值的实现必须在群体中完成。儒家所谓群体主要包括家族群体与社会群体两个方面,对比而言,孟子较为关注人在族群中的意义,荀子则较为关注人在社群中的意义。孟子与荀子关于族群与社群的理论,不仅是孔子之后儒学衍化的两个方向,同时也是儒家群体理论的源头所在。     

荀子关于建立“大一统”秩序的论证逻辑

面对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局面和各民族统一的趋势,荀子论证了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荀子对于建立"大一统"政权的设想来源于他关于人性恶的论断,正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后天的礼义法度来纠正人先天的情性,为此还要确立君主和臣民上下之间的等级和名分,在全社会范围内用制度和礼义规范每个人的行为,以"分"实现"群"与"合"的目的,以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实现全社会范围的平等秩序,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大一统发展趋势的需要,荀子还主张设立君主、实行王霸政治以平治天下,并要求君主应以"道"治理天下。     

荀子的礼学、人学与天学——兼论荀孟异同

荀子拿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把儒家人道学变成为切实可行的做法。荀子认为礼义是人类结成群体、组织社会、维持秩序的必要设施,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双行。通过解剖人性,他论证了两手并用的政治哲学原理的可行性。荀孟的理论分歧,主要不在人学方面,而在天学方面。荀子把义理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发展了孔子"天何言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