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活动中人的理性行为假设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常把经济活动中人的理性行为理解为自利最大化,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斯密思想的误解。人的理性行为不仅包含自利的愿望,而且包含他利的要求。这是现代经济的必然准则。如果说在商品经济发展之初,自利的倾向更占上风的话,那么,在现代经济中,自利利他结合的要求则更为迫切。而在我国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成功地实现自利利他的结合,保持经济增长的高效率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经济人”假设的争论:本源与超越

"经济人假设"争论的本源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经济人"假设虽然符合了客观现实的唯一性,却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它只是代表了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为普遍的经济理性,未能代表人的本质,从而不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经济人"的"自利""利己"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核心问题指向经济研究是否应该将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确定为"利己"。现实中的"利己"与"利他"共存表明将"自利"作为唯一动机进行经济研究忽略了其他动机对人经济行为的影响。"理性"是第二个焦点,核心命题在于将"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普遍行为模式是否合适。事实上,利益的最大化目的与利益最大化行为存在矛盾。由此,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以人的本质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经济研究中的人是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不断进行"直观自我"的个人,是从他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运动中通过"直观自我"而不断发展的人。从人的本质出发,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从实践中确认"人的动机和人的选择理性"的能动性根源,即确认人的实践行为。行为的选择由社会对象化的结果与个人社会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     

非理性思潮的社会性社会心理学剖析

西方哲学,在以古希腊为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精心构造了其理性王国,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哲学时代,到近代随资产阶级的兴起、壮大,由康德、黑格尔建立了近乎完美的理性大厦。期间虽有古希腊的快乐学派,休谟的怀疑主义及感论者对主流思想的背叛。但主流思潮一直是理性主义的,认为人的理性可以认识世间万物,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并最终会被理性的人所认识,最终趋向美好。但到了现代,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哲学思潮逐渐成为主流,二战以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更是被欧洲青年奉为圭     

休谟论道德判断的来源

休谟把《人性论》分为三卷:论知性、论情感、道德学.在第三卷第一章德与恶总论里,休谟明确指出道德的判断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道德感.休谟作出此判断的根据在于他认为理性没有主动性,不具备驱使一个人实践的动机,而道德感就是趋乐避苦的情感,它则完全具有主动性和提供动机的能力,且这种情感来源于人性的原始性质.     

行为经济学是否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基于一项调研和一项实验的分析

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通过一项局部调研和一项实验显示:尽管存在着看起来是"非理性"的种种行为,但并不否认人们的行为从趋势来看是理性的,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经济学模型仍然是合适的和必要的。与此同时,理性的定义以及理性模型的构建也要做出调整,以更好地模拟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具体的理性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并没有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充实了强有力的分析方法,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得以更精致、更完善地模拟和刻画实际的经济行为,从而将现代主流经济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缺陷:“经济人”的基本含义、形成逻辑和内在缺陷

人类理性的内涵本身是丰富的,但随着功利主义在经济学中的盛行,目的理性逐渐得到了推崇。同时,为了适应数学模型化分析的需要,目的理性行为又进而被视为"给定"行为目标下的行为选择,从而就转变为工具理性。正是基于"目的导向"的选择规则和基于"主观效用"的行为动机之结合,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经济人假说。这种经济人将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和行为的自利最大化结合在一起,从而又构建了一个不断蚕食其他领域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不过,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却存在严重的缺陷:(1)它是高度抽象的而与现实相脱节的,分析的是一个抽象的物理世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人;(2)它刻意回避了规范分析,而把任何人类行为都看成是理性的行为,从而混淆了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关系。     

论休谟怀疑主义的历史地位

<正> 休谟的怀疑主义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在近代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感觉经验如何上升到理性概念这一重要的认识论课题,从而推动了近代哲学的发展。承认这个事实,对于客观地评价休谟怀疑主义的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发现近代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休谟究竟怀疑什么? 为了同皮浪主义划清界限,休谟自称他的哲学为“缓和的怀疑主义”。不言而喻,休谟并不怀疑一切。康德曾经指出:休谟主要是从形而上学的一个单一的然而是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连结概念出发的。休谟从没有怀疑过因果概念是否正确、有用,以及对整个自然知识说来是否必不可少,他所怀疑的仅仅是这个概念的根源。     

财富禀赋与理性境界——关于理性行为动机的马斯洛与马歇尔之辩

自利动机假定和最大化分析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座架与基础逻辑构件。它反映了斯密、马歇尔置身的生产力低下、财富匮乏的前工业化时代人们追求物质生存需求满足的行为机理。马斯洛发现财富快速增长的工业化时代人们的行为动机与财富匮乏时代有着重大不同,也即随着收入增加和物质生存需求满足程度提高,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动机会逐渐向自我实现动机递变。工业化国家近年来不断扩展的企业家慈善捐赠行动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就是经济人行为动机由单一生存需求动机向多元复合高层动机转变的一个明证。主流经济学把贫困环境下以生存为基本诉求的经济行为人错置到摆脱了贫困和生存困扰、消费品堆积如山的当代,把一种与贫困时代合宜的经济学假定丝毫无改地带入富裕时代的经济学,是导致经济人假定失真的一个主要根由。现代经济学在承纳人的经济自利动机的同时,应该为人的自我实现、社会责任、利他等高层心理动机的涌现和张扬留出理论通路。     

行为经济学是否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基于一项调研和一项实验的分析

本文对行为经济学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做了分析,并进行了一项局部调研和一项实验.文章认为,尽管存在着看起来是"非理性"的种种行为,但并不否认人们的行为从趋势来看是理性的,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经济学模型仍然是合适的和必要的.与此同时,理性的定义以及理性模型的构建也要做出调整,以更好地模拟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具体的理性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并没有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充实了强有力的分析方法,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得以更精致、更完善地模拟和刻画实际的经济行为,从而将现代主流经济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哲学基础

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人性基础是行为者的生存欠缺、需要及由此派生的行为动机。动机是理性非效率行为产生的内在驱动力。在经济行为立体的动机学动员中,存在着由历史过程形成的一些激发理性非效率行为产生的基本动机。这些基本动机有:资源占有与支配倾向;利己倾向;小成本大逐利倾向;公平倾向;竞争心理倾向。     

政府公共性的流失与条件依存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府不仅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种倾向则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政府的公共性需要在反思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一致的政府自利性的制度激励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相反的政府机构及官僚的自利性的规制中实现。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理性时代”的理性批判——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理性在西方文化批判中世纪意识形态,促进人的解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并逐渐取得了近代公认的“理性至上”的地位。然而与之伴生的,是理性自身的发展出现形而上学教条化倾向。康德哲学最早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迎接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思想转折。本文从批判理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排除理性方法论的教条独断,探讨理性之外的精神领域,恢复人与人学的哲学中心地位几方面,讨论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市场经济的新问题: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及其制约机制

市场经济的新问题：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及其制约机制卢现祥人的机会主义动机、行为及其产生的根源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意思是，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首先，人的机会主义...     

在效用与历史之间——休谟合法性思想析论

合法性思想是休谟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休谟明确拒绝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契约论与君权神授论两种合法性证明范式,在其哲学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历史效用论的合法性证明。在休谟的合法性思想之中,效用是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之上的公共效用,历史则与其认识论所提出的习惯机制紧密相关。休谟认为效用是合法性的根本动机,历史是获得这种动机的过程与条件。在不违背效用的前提下,历史有时也能够直接赋予政府以合法性。休谟的合法性思想具有经验而非先验、功能导向而非形式符合、条件意识而非唯意志论、演化论而非理性主义的特征。休谟的合法性思想在历史上得到持续回响,至今仍具有时代价值。     

论休谟正义理论的法治精神

休谟的正义理论不仅是一种德性论或财产权理论,也是一种法治理论。但是这种法治理论所蕴含的法治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从休谟有关正义的起源、正义的对象和正义的施行的论述中,可以分析出他的正义理论所具有的丰富法治精神。其中,正义起源于人为的协议,这体现了以立法的程序协调自利的经济行为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正义以财产权为对象,这体现了以守法的义务规范排他的经济行为中"你的"和"我的"的占有关系。正义靠政府去施行,这体现了以执法的权威调解投机的经济行为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是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 ,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 ,从而将心理学研究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 ,以观察现在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 ,并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设的不足。行为经济学的崛起 ,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既提出了挑战 ,也进行了拓展。     

风险投资基金探析

波斯纳认为,人类是一群理性的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在人类是理性而为最大自利追求者的定义中,蕴涵着人类的行为因刺激反应--如一个人的周围环境改变,他若更改其行为,将增加其满足程度,则他将更改其行为".①而Susan M.Sherrerd在谈到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时指出:"新企业的建立必须由市场力量来启动".②在现时代的中国,我们认为,个人投资者是可以发掘的最为庞大的市场力量.所以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就绝不能忽视这支一呼百应的力量,而必须选择一种可以使这种力量得到凝聚的组织状态--风险投资基金.     

近代欧洲政治话语的创新——"国家理性"观析微

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国家理性是关于国家行为的一套特殊规则,诞生于文艺复兴这个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期。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国家理性从道德自觉转向利益自觉,成为现实政治的核心要素,进而演化为现代国家利益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国家理性这样的政治话语的变迁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内涵和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