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歌》作者和时代的现代史研究

关于《九歌》作者和时代的现代史研究张树国关于《九歌》的作者问题，是在近现代伴随着人们对楚辞认识的不断深化提出来的。在千余年的楚辞流传史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关于“楚辞作者是屈原”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过。至胡适《读楚辞》文出，对屈原有无这一问题的争...     

楚辞《九歌》本意失传原因的初步探索

壹、从作品的语言对立统一关系中看到的楚辞《九歌》本意楚辞《九歌》问题比较多,各家见解也很有不用。见仁见智,各有所至。这里所说的楚辞《九歌》本意,是就拙著《楚辞九歌系解》所论,从十一章歌辞的语言关系、篇章结构、内容情节、写作目的、主題思想等形式与内容、部分与整体、作品与作者、作品与时代而论证的。换句话说,本篇所说的“本意”只是个人在学习中试用对立统一规律以解决作品疑难问题时,从初步研究中得到的一点肤浅认识。“你所说的‘本意’为什么不见于秦汉人著述?”回答这个问題,是本文的任务。为此,先说一说从作品的语言对立统一关糸中得到的有关楚辞《九歌》本意的一些认识。     

岁星、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系年考辨——与孙常叙先生再商榷

近几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孙常叙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楚辞·九歌》的文章,把《九歌》和所谓“庄蹻起楚分为三、四”及楚怀王十七年秦楚丹阳、蓝田两次大战挂起钩来,谓“楚辞九歌就是在丹阳败后蓝田战前,楚怀王为战胜秦军,祭祀东皇太一,命屈原而作的”①。《九歌》承王命作之说,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神曲《九歌》论

研究楚辞的专家学者多称《九歌》为“神曲”。比如苏雪林先生在《屈赋论丛·自序》中说:“我大胆宣布《九歌》是整套神曲。”他们的理由都是因为《九歌》是祭神的歌词。 称《九歌》为“神曲”,是十分准确的。而且意义重大。但是仅仅因为它是祭歌而获取“神曲”的雅名,那是不能令人感到切理餍心的。因为包括《诗经》的“王颂”在内的一切祭神的歌曲都将有资格获得“神曲”的美名。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美感适应与《九歌·湘夫人》主题的广泛性

一部文学作品久读不衰,与其主题的广泛性不无关系,也与它的艺术魅力密不可分。《九歌·湘夫人》正是这样的艺术瑰宝。一、可以健康的心态自由阅读的艺术品《九歌》是远古时代的民歌,楚地的《九歌》是反映古楚人民宗教信仰和习俗的祭歌。而屈原《九歌》是“作于楚地,沿于楚俗,用于楚把,富有明显的民歌风格、地方个性和宗教色彩”①“基于楚民中广为流传的中国神话故事加工改制的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组地方祭歌”②《湘夫人》和《湘君》是《九歌》中写天神、地抵、人鬼和送神曲中的“地抵”歌③。它以哀惋伤情,耀艳深华成为楚辞《九歌…     

《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九歌》源流新考

《楚辞》中的《九歌》,缥缈缠绵,千古绝唱,但对其源流却历来聚讼纷坛,莫衷一是。本文拟从民族学、民俗学、民族宗教等角度入手,探讨《九歌》之源。 一、楚国的民族结构、思想和文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九歌》诞生于楚国,要弄清《九歌》的源流,首先就要对楚国的族属、思想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学术界就楚族的族属问题主要有“汉族”和“少数民族”(苗族或黎族)二说。若依前说,则《九歌》何以要描写南方少数民族民间宗教活动的问题就不能得到     

《九歌》、《九章》校证（二十八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九歌》、《九章》校证（十七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楚神话中的九歌性质作用和楚辞《九歌》

从楚辞看《楚辞·九歌》可以看出:早在屈原之前就己经流传了有关九歌的传说.例如:《离骚》——啓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诸神本系女性神考辨

研究《楚辞》，以《九歌》最多异说。《九歌》是南楚古神话和原始宗教的第一手绝好材料。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言：《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     

“《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对《九歌·东皇太一》之再探索——兼与何裕同志商榷

一读了何裕同志的《九歌〈东皇太乙〉新解》,对他的“新解”未敢苟同,特撰此小文以商兑之。何文的“新解”,就是把《九歌·东皇太一》所祭祀的尊神解释成为汤(太乙、大乙、天乙)。此并非“新”解,因为在何裕同志著文之前,早有人屡言之。例如,李光信的《〈九歌·东皇太一〉篇题初探》即是;郑文的《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内也有类似说法。笔者均曾著文与之驳难。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楚辞》版本,东皇太一罕有写作东皇太乙的。何文     

《荀子》“庄(足乔)起楚分而为三四”和《楚辞·九歌》(上)

《楚辞·九歌》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情况下写作的?它关系到十一章歌辞的作者、目的、性质和内容理解,是研究《九歌》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学者,对此作了很多努力,在许多见解中,孙作云《论国殇及九歌的写作时代》(《开封师院学报》1956年创刊号)我认为是比较可取的。孙先生以《国殇》“壮杀尽兮弃原野”,“平原忽兮路超远”,“援玉枹兮击鸣鼓”和“子魂魄兮为鬼雄”四句为依据说:歌辞“专言战败,而且败的极惨”;“其地必去     

“云中君”乃爱神

《云中君》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祭神辞。那么云中君到底是什么神?很多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著名的注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云中君“谓云神也”。他这一看法为后来各朝楚辞注家赞同。但细细从本篇文字来分析,把云中君定为云神似乎有点不妥。同朱熹的观点有微妙分歧的有宋朝的洪兴祖,他在《楚辞补注》中说:“云神,丰隆也,一曰屏医”。他这一观点并不见新,其实早在东汉,王逸就在他的《楚辞章句》中注曰:“云神,丰隆也,或曰屏医。”王、洪二氏仅一字之差。可惜的是王、洪二氏都未深究下去,如     

关于屈原《九歌》研究综述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     

交错为文 遂生壮彩——论《九歌》中两种文化的融汇

屈原是《楚辞》的奠基人,也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融合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九歌》描绘了楚国独特的山川景色和风俗民情,最能体现楚文化绚丽华美的特色.但《九歌》的创作也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的情事和总体艺术构思均来源于《诗经》中的《国风》.在表现手法上,对《国风》也有借鉴,无论是绘景状物,描摹人物神态,刻划矛盾心理,都和《国风》中的句子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九歌》正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交错为文.遂生壮彩”的民族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