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适应与《九歌·湘夫人》主题的广泛性

一部文学作品久读不衰,与其主题的广泛性不无关系,也与它的艺术魅力密不可分。《九歌·湘夫人》正是这样的艺术瑰宝。一、可以健康的心态自由阅读的艺术品《九歌》是远古时代的民歌,楚地的《九歌》是反映古楚人民宗教信仰和习俗的祭歌。而屈原《九歌》是“作于楚地,沿于楚俗,用于楚把,富有明显的民歌风格、地方个性和宗教色彩”①“基于楚民中广为流传的中国神话故事加工改制的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组地方祭歌”②《湘夫人》和《湘君》是《九歌》中写天神、地抵、人鬼和送神曲中的“地抵”歌③。它以哀惋伤情,耀艳深华成为楚辞《九歌…     

《芙蓉女儿诔》中“人神相恋”的悲剧意蕴

《红楼梦》中《芙蓉女儿诔》一文继承了楚辞《二湘》人神恋爱模式的祭歌传统,实现了由凡人相恋向人神之恋的转化,其人神相恋悲剧所表现的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悲剧,无论从模式结构还是从意蕴内涵上看,诔文都是对楚辞的拓展和超越。     

《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九歌》赏析(迻录三篇)

庄严肃穆的天神——东皇太一《楚辞·九歌》十一篇,中间许多是恋歌,也有非恋歌的。《东皇太一》和《东君》可以写成恋歌,或者说在这祭歌中可以渗透一些恋歌的味道;但这两篇都没有这样做。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所决定的。《东皇太一》和《东君》各有写作上的艺术特色。这个特色是与楚辞和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有着紧密联系的。这里就《东皇太一》略加赏析。     

《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

《楚辞》中的宗教蕴涵,包括宗教沉思与生命修炼的两个层面。宗教沉思表现为对于神灵世界的向往、对于神圣原则的追求以及与神灵亲近交游的激情。《楚辞》中的生命修炼术则有吐纳餐气、服食药饵、凝神守一等多种。宗教沉思与求索不仅是《楚辞》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艺术构思的重要因素,因而深深地渗入《楚辞》的内在精神之中。     

《山鬼》形象赏析

《山鬼》是《楚辞》的《九歌》组诗中的一首抒情短诗。《九歌》原是楚国南部流传已久的一套民间祭神的古代乐曲。屈原借用了这一曲名,模仿这种祭歌形式,创作了这组诗歌。它当是屈原晚年放逐沅湘流域时的作品。《九歌》中祭祀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所形成的概念,不是某种自然现象,就是某种社会人事问题的反映。其中往往以一些有关的神话传说作为它们的背景材料。这就使得祭神的歌辞不仅仅停留在单纯地称颂和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試論《九歌》的成就

《楚辞》的《九歌》是楚国民間的祭歌,相傳經过屈原的加工,这是很多学者都承认的。它一共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是祭“天之尊神”的,当是楚人祭天帝之歌;《云中君》是祭云神的;《湘君》是祭湘水男神的,《湘夫人》是祭湘水女神的。《大司命》是祭主管寿命之神的;《少司命》是祭主管子嗣之神的;《东君》是祭太阳神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     

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

林庚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楚辞学专家,他毕生与楚辞结缘,从20世纪50年代出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到80年代《天问论笺》问世,楚辞可以说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他的这两部著作凝结了数十年心血,是他潜心探索研究的结晶。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楚辞》特殊语句像苗语——兼释“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黔东苗语中有部分语法规律和现代汉语不同 ,但和古代汉语《诗经》、《楚辞》中的特殊语句有惊人的相似 ,而古汉语专家对古汉语中的特殊语句的解释和翻译不尽相同 ,依苗语语法分析则可得到较圆满的解释。这是两千多年以来 ,第一次按苗语的语法规律对楚辞近百个特殊语句做出的新解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20世纪朱熹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的朱熹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道观、《诗经》学和《楚辞》的研究方面,从总体的研究趋势来看,人们渐渐改变了对朱熹的文学思想的偏见,注意到他对文学的重视,并对朱熹关于文学的艺术性的论述有所揭示,间又涉及到朱熹的艺术理论的探讨,但在朱熹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客家山歌文化渊源新论

以往关于客家山歌文化渊源的探讨,主流的观点是从中国文化中原中心论出发,片面强调客家山歌直接继承《诗经》的文化传统,根在中原。但是大量的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赣闽粤客地。     

诗化批评才情之作——读颜翔林教授《楚辞美论》

颜翔林教授的《楚辞美论》一书,深入探析屈原心理情结,系统解读《楚辞》文本,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感悟式的批评风格,诗意化的修辞表达,彰显其文本个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