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背景、路径与分歧(下)

台湾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肇始于"解严"前后,持续至今、方兴未艾。本文从意识形态分歧、方法论变革、文学史料发掘、文化多元主义等多重因素探讨这一文艺现象与思潮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并着重分析了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八个主要路径:福柯路径、后殖民路径、现代性反思路径、世代与叙事认同路径,本土主义路径,地方知识路径,阶级、族群和性别路径,两岸统合路径;继而对重写文学史过程中的重要论争和分歧进行了初步梳理与辨析。     

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文学作品观与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的话题,近几年来在中国文坛不断提起。本文笔者着眼于韦勒克的“作品与文学史”的观点出发,从“作品”、“读者”、“整体论”、“透视主义”、“文化”视角对西方２０世纪几种理论进行简略回顾与评述：各种理论都有各自不同关于文学作品观及文学史研究的理解与“说法”。它们存在的合理性给予我们中国文学史研究某种启示。笔者对几种理论梳理之后,力图从某些方面展望世纪之交的文学史研究的简貌。这些也许能够给“文学史重写”带来某种启     

回眸"重写文学史"讨论

<上海文论>于1988年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之后,波及现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两大领域.回顾这次大讨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0)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期,第二阶段(1991-1995)为"重写文学史"的深化期,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为"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反思期.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创新型的儿童文学史书写——评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

重写文学史,就是追求突破与创新,否则算不上对文学史的"重写".值得称赞的是,杜传坤所着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以下简称"杜本<文学史>"),同已见到的儿童文学史相比,确实是一部创新趋优的史著;毫不夸张地说,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写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层次.     

"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与悖谬性--文学史批评的解释学导论

随着对追求编史工作客观性传统的重视,"文学史"的释义循环与悖谬性特征得以揭示.正是文学史的循环性决定了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悖谬性;也决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张颐武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处于“新时期”文化中心的命题。它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不断的讨论与争议。与“重写文学史”直接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也一直处于“新时期”文化与思想嬗变的中心。“重写文学史”似乎是“新时...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现代性迷思与新左派文学史视野中的乡土叙事

上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将50至70年代的乡土叙事归入前现代的农民文化;90年代以来新左派文学史观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重新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乡土叙事理想化、合理化,并将其"再解读"为"反现代的现代文学"。通过对"反现代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及内在症候的剖析,新左派文学史观先驱唐小兵、李杨等制造的现代性迷思不攻自破。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极左思潮, 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走向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新方法的引进, 文化热的介入, 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兴起, 多种研究思潮的交织碰撞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复杂、丰富深入的研究格局; “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学史观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和努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的讨论、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都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深层思考,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法和视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响。     

台湾怀乡散文的“美学意识形态”及其叙事策略

台湾怀乡散文以其特定的"美学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建构"古典中国"形象和"中国历史",以抒情化的文学艺术形式还原、修复两岸之间的文化记忆。今日学者对台湾怀乡散文应该特别注意其在美学意义上的超意识形态价值,而相对淡化其在意识形态上与大陆文学之间的分歧和争议,不能因为怀乡散文蕴含着当时台湾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而就此抹杀或贬低它的艺术成就。这是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重新评价、审视台湾怀乡散文的学术基础。     

对杂志文学进行生态研究的开始——评《〈小说月〉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

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知与解读.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型后主流学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式.这样做,有着显而易见的三个好处:一是明确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张完整的百年文学史的"地图":三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紧贴时代思潮的现实意义,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实现了"现代化".     

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

重写文学史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最先是由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提出来的.1988年到1989年间<上海文论>曾出专刊"重写文学史"进行讨论,此后"重写文学史"这一论题的影响很快超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波及到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     

向“中体西用”的本义回归

"近三十年学术传统的重建与回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新三届"学人,即1977、1978、1979级的大学生,入校后,下意识的责任就是"拨乱反正",重建学术史。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的师生提出"重写近代史";中文系章培恒先生、骆玉明先生在重写文学史;1983年,吴晓明等"七君子"在桂林"发难",也是要重估哲学史。大家一开始就有学术重建的企图,是因为面对的是一片思想废墟。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重建过程并没有结束,也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完成。而且,我们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看当代学术史,仍然是把它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因而,这三十多年的学术重建,其实也是     

对杂志文学进行生态研究的开始——评《(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

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知与解读.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型后主流学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式.这样做,有着显而易见的三个好处:一是明确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张完整的百年文学史的"地图":三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紧贴时代思潮的现实意义,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实现了"现代化".     

关于“重写文学史”

关于“重写文学史”王春庭（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近几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颇为高涨，据说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一个口号”①，一种“学术思潮”②。尽管一些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已经陆续问世，但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还是不满足于现状，希望有更多的充满思辨色彩的、有理论...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