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

西汉时期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历代王朝中是最多的 ,但就中国历史而言 ,奴婢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相适应的情况 ,同时也受历史传统和社会时尚的影响 ,并不直接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化的程度 ,也不直接反映奴婢社会地位的实际状况。从张家山汉律有关奴婢法的内容来看 ,奴婢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 ;生命得到基本保证 ,刑事责任相当于父权家庭中的子女 ;奴婢免良的渠道不限于国家诏免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代户继承主人的财产。由此可见 ,西汉时期由法律规定的奴婢的生存状况比之殷周有了很大改善 ,和希腊、罗马时代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     

从法律角度看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

本文依据简牍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汉代政府经常下令释放奴婢、汉律对奴婢人身生命安全的保障、对奴婢性权利的保护、汉律主人犯罪奴婢不连坐、生活中奴婢衣食健康受到保护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汉代奴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宽松。     

《二年律令》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初探

探究汉初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可以对汉代关于奴婢的法律思想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关奴婢的法律规定的分析,使视奴婢如财产、限制奴婢与平民通婚、主张奴婢犯罪主人不连坐等法律思想十分清晰地体现出来,它们构成了汉初有关奴婢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试析“坐隶,隶不坐户”

通过对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等相关材料的整合分析,认为睡虎地秦简"坐隶,隶不坐户"应理解为"奴婢犯罪不牵连主人,而主人犯罪奴婢应受牵"。     

日本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

日本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没有独立的户籍,只能以奴加名或婢加名的形式依附于寺院。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的人数大致在300人至400人之间徘徊。东大寺奴婢的来源包括官府的官纳奴婢、诸国的奉献奴婢、寺院的买入奴婢、私人的奉献奴婢等。东大寺奴婢的使役范围涉及农业、手工业、寺院杂物以及传授歌舞音乐、捕捉逃亡奴婢等方面。奴婢的浮浪与逃亡加剧了奈良时代的社会矛盾,是政府采取解放奴婢措施的直接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阶层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关于奴婢阶层的研究大多是因古史分期的讨论而展开的。不管是魏晋封建说,还是西周封建说等其他学说,都无法摆脱对奴婢这一阶层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这一阶层进行诠释的。不过,除翦伯赞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     

哀其不幸 怒其不忠——《阅微草堂笔记》的奴婢观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奴婢的悲惨遭遇非常同情,对他们非人的生活环境时有表现。但同时对奴婢的种种恶行又极为不满,不断指责奴婢不忠于主子。之所以他会形成如此矛盾的奴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纪昀对清代奴婢制的揭露是不彻底的,他自始至终没有怀疑和否定过奴婢制度。     

洛阳——恋上你的旧

像西安一样,洛阳也是大唐的名城,而且在家底上一点儿也不逊色于任何号称“古城”的地方:九朝古都,自夏以来,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累计建都时间长达1500余年;夏、商、周、汉魏、隋唐五大都城遗址,沿洛河排列。司马光早说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还有道学首创于洛阳,儒学渊源于洛阳,佛学首传于洛阳,理学根植于洛阳。但不知为何,即使有这些,洛阳仍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虽然贵为陪都,尤其在武则天时还一度成为全国的中心,洛阳似乎还是没有很鲜明的“都”的气质,远不像那些古都,如西安的雄浑,北京的霸气,南京的细腻,杭州的妩…     

汉代田庄依附人口社会地位辨析

汉代田庄主以雇佣劳动或收取地租为手段控制的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等众多依附人口,除奴婢外,他们不仅在法律上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且在社会现实中,其绝大多数也处在国家掌控之中,承担国家的义务.即使是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非正常社会状态下,田庄中的依附人口即便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在地方割据政权的控制之下.否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都将无法正常运转.     

唐朝岭南地区的奴婢问题与社会变迁

岭南是唐朝境内有关奴婢记载高度集中的地区,并因此成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文章详细地讨论了唐代岭南地区奴婢盛行的历史原因、奴婢的使用范围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逐步走向萎缩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唐代岭南区域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深刻变化。作者认为六朝以来岭南“夷獠杂居”的“溪洞”地区特殊的社会结构和部族制、奴隶制的残余,是岭南奴婢问题严重的历史根源。作者还认为,唐朝中、后期在岭南所推行的一系列限制奴婢的措施,实际上也是岭南“溪洞”社会完成封建化过程的重要内容。     

北朝墓志之撰人及其相关问题

北朝墓志在墓志文体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朝墓志的作者身份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因为作者身份的差异给北朝墓志的写作带来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北朝墓志中作者的署名方式代表了特定的目的和意义。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关于焦裕禄精神和公仆精神的广谱分析

广谱分析是广谱哲学创立的一种独特的广义量化的分析方法.从广谱分析的角度看,焦裕禄精神首先表现为调控社会价值场网的价值导向,其实质就是一种公仆精神。公仆精神在哲学上是一种价值关系的体现,而所有价值关系又可视为广义的供求关系,供求双方满足供求内容上的同质性和非空性。其次,这种精神在理论上体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求,同时这种公仆精神在实践上要求解决权力上的结构问题,即各级政府官员应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只对上级负责。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中国公务员社会保障的改革模式

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和企业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相对滞后,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明确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模式。中国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采用“基本社会保障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模式。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关于坚持人民最高位置的思考

坚持人民最高位置,一方面在于人是社会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所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党的根本性质与宗旨所要求,现实中必须高度重视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坚持人民最高位置,筑牢执政根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到第一位,为党的工作赢得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动力;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切实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工作重心下移,与群众朝夕相处,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增强服务人民群众的本领;不断增强人民主人感,始终保持公仆本色,接受人民监督。     

怡红院丫环的人名意蕴

<红楼梦>的人物命名十分新雅有趣,体现了作者精心的艺术构思,其中丫鬟的人名寄寓了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兴趣、爱好甚至性格命运等特征,是作者的一大创新.俗语云贴身的奴才半个主子,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命运又何尝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呢?本篇拟从命名取义的角度来探讨怡红院丫环命名的特点,并兼谈宝玉的空幻意识和雅洁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