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337条款的合法性及我国的对策——以WTO一般例外条款为视角

正确评判美国337条款在WTO下的合法性,是应对美国337调查的前提。GATT时期,加拿大和欧共体曾经分别在关贸总协定内挑战过337条款的合法性。第一个案件中专家组肯定了该案普遍排除令的适用。第二个案件中专家组指出了337条款适用的四个违法之处。TRIPs协定的出现进一步肯定了337条款存在的合法性。以一般例外条款目前的适用标准,美国337条款也符合WTO的规定。我国应对内构建美国337条款的综合应对体系,对外结合具体案件在WTO起诉美国337调查。     

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中美"337争端"

“特别301条款”和“337条款”共同构成美国知识产权国际预防和保护的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后者由于“一石两鸟”的法律和限制贸易作用在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近十年来“337调查”大多涉及专利侵权，集中在亚洲管辖区内的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随着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在经济贸易方面的逐步体现，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中美“337争端”作为伴随中美贸易战略摩擦而存在的一般性摩擦，将会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并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表现方式。其他国家成功应对美国“337调查”的经验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仍是解决中美“337争端”的重要途径。     

论TRIPS协议的例外条款

TRIPS协议的例外条款,狭义上指该协议明示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制或例外条款,广义上则包括该协议的所有适用例外。WTO成立10年多,有关TRIPS协议的争端接踵而至,尤以例外条款的争端解决引人瞩目。本文着重探讨狭义的TRIPS协议例外条款,探究其法律渊源及立法精神,评析有关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本文认为,TRIPS协议的例外条款及其解释说明,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要加以适当限制,以达到权利人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并建议我国应将履行TRIPS协议的义务与合法规避相结合。     

美国新贸易壁垒——人权制裁措施及应对

WTO成员为保护人权可以采取贸易限制或禁止措施.美国虽然是自由贸易的积极鼓吹者,但它惯用单边人权制裁措施.此类措施与WTO规则的一致性问题曾引起诸多贸易争端.金融危机背景下,新贸易保护主义促使美国对华实施单边人权措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我国应从国内立法与司法、正确行使WTO成员贸易保护权及诉诸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层面着手应对.     

ISDS适用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为视角

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国际PPP项目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由于东道国政府违约或单方面终止合同引发的争端迅速增多,投资者很难通过国内司法或仲裁获得救济,从而更加青睐将争端诉诸ISDS机制予以解决。鉴于ISDS机制的适用需要以国际投资协定和双方合意为基础,加之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的混合性质,投资者可能面临国际投资仲裁庭不予管辖的困境。理论和实践证明,除纯商业性质的争端外,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都能以国际投资协定为依据诉诸ISDS机制解决。为了进一步促进和保护我国对外PPP项目投资,应加快修订或签署国际投资协定、适时适用《ICSID附加便利规则》、预先设计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解决示范条款,进一步探索我国充分利用ISDS机制解决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的有效路径。     

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

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 ,不仅为了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相适应的运行快捷、保障有力和公正协调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 ,解决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的现行机制与TRIPs执法机制的矛盾冲突 ,早日实现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机制的“入世”。     

WTO上诉机构"完成专家组评价"的实践及其改革研究

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严重缺陷,WTO上诉机构为了完成其迅速解决WTO争端的宗旨,在专家组没有作出评价及上诉机构作出了不同于专家组的法律解释的两种情形下,逐渐形成了继续完成专家组评价的做法.上诉机构的这一临时性做法有利于解决一些依据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无法解决的争端,然而,该做法受到了诸如忽视了法律的公正价值、违反了WTO成文法规定、随意性较强及仍然遗留了不少无法解决的争端等质疑.因此,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在上诉机构中创设发回重审制度,无疑是最有效的对策.     

WTO架构下两岸贸易救济现状与对策

大陆和台湾在入世时均未援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3条的"排除适用条款",表明WTO规定的贸易救济措施在两岸间具有相互适用的法律基础.当前,反倾销仍是两岸贸易争端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历史的因素两岸反倾销实践,屡现独特之处.在保障措施争端首开两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磋商先河的同时,"特保条款"很可能成为未来两岸贸易争端的重大诱因.尽管基于政治、经济及法律等诸多因素的考量,两岸暂未出现反补贴争端,但是大陆仍应未雨绸缪.为有效应对两岸贸易救济争端,大陆企业应立足以实力开拓台湾市场,遵循市场经济规则,以避免贸易争端;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协调联动的作用,为企业有效应对贸易救济提供服务;政府也需内外兼修,多层次、多渠道地解决两岸贸易救济争端.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单独税率问题研究——以对华的制度性歧视及应对策略为视角

在美国反倾销案件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只有通过单独税率测试,才能依据他们各自的倾销幅度确定反倾销税率,否则将适用全国统一税率.新单独税率政策更是改变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企业的单独税率申请与评估模式,加重了申请企业的举证责任与附加义务,加大了应诉企业的负担,亦增加了获得加权平均税率的难度.美国无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实行的新单独税率政策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此种作法不仅违悖了WTO规则,亦与中国入世议定书不符,无论是规则本身抑或是规则实施均存在着明显的歧视性.在应对新单独税率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可与美国进行磋商,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可将争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同时中国出口企业也应当积极应诉.     

WTO争端解决机制及中国对该制度的运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体系中具有核心作用的机制。实践证明,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成功运转的至关重要的保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贸争端迅速上升,这就需要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发展、特点、适用以及我国对该机制的运用、应对策略等方面加以深入研究,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来维护我国的利益。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