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对孙中山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外交思想,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争取中华民族完全获得解放并努力“促成世界大同的实现”,为此主张“一定要唤起并组织广大的民众”“使其觉悟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联合“平等待我的革命势力及民族”即苏联和“被压迫民族的势力”,并且强调在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斗争时要注意外交策略,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总体上来说,邓演达的外交主张不仅对日后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外交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建设过程中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而从一个侧面说明邓演达的确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同时表明邓演达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国外交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当然,邓演达在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外交思想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     

试论甲午战争前夕英俄的远东外交

甲午战争受列强的远东政策所支配和左右。本文分析了英、俄列强调停甲午战争的动机与目 的并运用日本的外交史料阐述了调停的过程，指出：英、俄的外交调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日本“开战外交”的顺利实施。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政府对明治以来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的一次大清算，其战争目的明确，准备周密，开战决心坚决。日本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在并 不利于日本“开战外交”的国际形势下，实行了一条冒险主义的外交路线，使英、俄的调停 以失败告终。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传承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涉及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思想是“和平”、“合作”、“信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晚清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表现为“天朝大国”的以“抚”为特征的恩威兼施;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表现为以“信”来“保全和局”;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表现为借助列强之力维持和平;从八国联军战争到辛亥革命,表现为“委屈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民国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广东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主导;从南京政府成立到“七七事变”,表现为对日妥协有“度”以及努力促和;从“七七事变”到抗战结束,表现为立足于战争,不放弃和平,并以“信”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中得到了很好传承。     

浅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具有近代外交思想的色彩。他主张捍卫国家主权,收回被列强窃取的国家主权;主张遵守条约和公法,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实行"连横"策略,以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主张完善外交制度,培养新式外交人才。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认识水平,同时也具有一些局限性。     

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驭夷”方略,变得袅弱无力。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将传统的制夷之策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思想、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但最终这一策略还是归于失败,失败尽管屈辱,却也使中国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由此开始。     

1923年中国商标法交涉过程中的中外商会

1923年中国商标法交涉过程中中外商会的态度和行动,体现了近代社会团体的外交参与情况。外国商会主张列强参与、“共同管理”中国商标行政,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和交涉过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质是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中国商会和商人也以外交后援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事,但中国商会所起作用都无法与外国商会相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青岛地区的侵占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远东地区混乱的局势,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与军事活动,同时以自身在东亚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作为筹码,同西方列强达成外交谅解,最终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夺取了青岛。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民族主义勃兴与司法主权重构——民国北京政府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外交努力

列强在华行使领事裁判权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司法侵害,晚清以降民族主义在国势衰颓的困境下风起云涌,民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废除领事裁判权,北京政府为重构司法主权进行了多维的外交努力,虽然在列强的阻碍和国内政情影响下收效甚微,但其时的外交举措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其外交成果也多为继之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和展开.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浅论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孙中山时代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孙中山要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同列强打交道。在此过程中,孙中山的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从寄希望于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到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逐渐成熟。     

论近代日俄对我国辽东地区的争夺

在近代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中,我国辽东地区成为列强抢夺的主要对象,其中尤其以日俄的争夺最为激烈。日本先是通过甲午战争,夺走辽东;接着俄国联合法德,共同干涉还辽;最后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驱逐出南海,独占辽东半岛。本文围绕上述事件,披露西方列强、特别是日俄之间的外交斗争,展现了一幅“群狼争食”的历史画卷,旨在昭示人们：国家积贫积弱,便会成为强盗们任意宰割的羔羊。     

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之比较

甲午战前李鸿章对日本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不立足于战守而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外交策略幼稚单一,结果陷入全面被动;而日本则能够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最终在战前避免了列强的干涉,取得了有利的战机,掌握了与清政府作战的主动权。中日双方战前的外交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成败。     

山东问题与恢复主权外交

一、前言中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为契机,开始展开旨在恢复主权的外交活动。而山东问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悬案。有关山东问题的谈判也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斗争中的典型事例。但在山东问题上,以往的研究对中国政府（北京政府）的评价都相当低。它往往作为“五四”运动的打倒对象或委身于列强间斗争的傀儡,被描写为相当被动的一个历史“客体”,同时被给予“军阀政府”、“卖国政府”以及“封建政府”等否定评价。例如,俞辛停在其1979年的论文中认为,中国和会外交失败,“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     

蒋介石对宁案的处理与影响

1927年3月24日,英美两国为了阻挠中国大革命的发展,人为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亦称“宁案”.“宁案”发生后,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但未对英美的行为进行抵制,反而千方百计的与英美进行接触,拉拢列强,进行反革命活动,蒋介石逐渐走向了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论清末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提出"联日拒俄"的外交思想,认为只有联合日本,抵抗强俄,才能免遭列强瓜分的危难;日俄战争后,梁启超又为中国设计了"名誉孤立"的外交方针,以便使中国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一转变反映了梁启超外交思想的日趋成熟,更反映了梁启超对中国内政的关注.     

列强对辛亥首义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立即引起列强驻汉口领事馆的高度关注.外报及其新闻记者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而列强政府采取"友清敌民"的态度,都站在清王朝一边,防范、敌视革命党人.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列强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共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这与湖北军政府意图示好列强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关系:鉴于近代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列强绞杀的严重历史教训,革命党人始终避免得罪外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国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得到驻汉领事团的理解认可.袁世凯出山后,列强则全部转向"拥袁抑孙",将袁世凯视作"秩序"的代表.辛亥首义后,列强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固然与清王朝、民国政府、袁世凯诸方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列强自身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产物.     

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论

“大外交”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和特征的总括。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洋务派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

论洋务派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侯德彤所谓洋务派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是指：洋务派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和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下所表现出的一种观念更新和近代化倾向．具体包括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主要是英夏观）的反思、批判，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     

中英<烟台条约>的动态审视

中英《烟台条约》是在非战争背景下,英国以马嘉理命案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使英国及列强在华的经济、政治、司法、外交等方面的特权进一步扩大。条约中关于洋商洋货在华享受“子口半税”等关键条款,直到1931年才被裁撤。这一条约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