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的政府与社会

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多元的、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二十年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主要指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的界定,以及基层农村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调整,对于解决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空间中的国家:基层公共空间生产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

现代国家形成以后,普遍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权力、资源、文化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国家展现自身并由此进入社会的具体途径。在单位体制下,“单位”成为国家权力、资源和文化的容器,以及国家连接社会与个人的中介机制,即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关联并进入中国社会。单位制解体后,国家再度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本文在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下,基于对城市基层公共空间生产的质性分析,提出了“空间中的国家”命题。在后单位时代,空间承载了单位的“容器”与“中介”功能,成为国家进入社会并在其中完成自身再造的创新形态与关键机制。当代中国主要通过基层公共空间生产,在日常生活场域呈现自身形象、塑造国家权威、培育治理共同体,以此推动国家进入社会,重构紧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腐败一直是世人关注的问题，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腐败问题，也没有哪个国家不重视反腐败，中国亦是如此。怎样反腐败？笔者认为，制约权力和监督掌权者是基本的两个方面。许多实践证明，对当今中国而言，监督掌权者比权力制约有更重要的意义。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自晚清以来就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发生着剧烈的变动,由此也促使基层权力主体格局在竞相更易的新旧制度演变中此消彼长、渐次递进。从总体上来看,近代以来社会治理模式与基层权力主体的嬗变演进,是经历了从地方权绅-工农群众-参议员-人民代表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动格局。与此同时,参与治理的权力主体格局变动,也鲜明地凸显出近代中国的激剧变动在基层社会中的历史映像。不过,回观近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演进轨迹与基层权力的嬗变,也有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     

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基于国家权力与资源的视角

国家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而权力的实施又必须依托于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源情况较差,整体国家能力不足的基础上展开的,不同的时期,基层的技术治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以国家权力与资源为分析视角,以运动型治理、项目型治理、基层民主型治理的三种治理技术为例,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的动因进行探讨,并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作出解释型的阐述。     

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社会评价论视野中的旌表制度

旌表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垄断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旌表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达到治国安民的社会效果.从权威评价活动的角度来看,旌表主要是通过对民意的引导使"天下归心焉".旌表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国家权力的触角通过旌表这种柔性的制度悄然伸入民间,从而达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论社会关系嬗变与民政工作转型

当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发展空间时 ,因全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引发中国社会基层公共管理权力的社会化 ,引起一般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重组 ,引发中国传统民政工作管理模式与运行方式转型。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正促使国家力量对转型社会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这一必然的、已经发生的现象、趋势与进程 ,或许将最终形成自下而上的、国家与各平等社会主体之间依法自治的责、权、利有机统一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良性运行体制与机制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当代中国农民跌宕起伏的遭遇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与百年来中国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张弛之变紧密相连。围绕着中国农民历史创造者的动力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策略,关于中国农村的变革形成了两种不尽相同的解释路径,一种是＂抗争/底层社会＂的线索;一种是＂权力/文化＂的线索。前者在描述底层政治的显性特征和回应转型政治的突出特点上保持了足够的敏感性;后者则试图揭示基层治理的特征及其社会结构的基础。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论新旧国际秩序转换中中国的国际角色

世界正处于国际新旧秩序的转换时期，中国在此过程中应担当什么角色？其它国家做出怎样的构想？中国自己做出了怎样的设想？本文从国际秩序、国家的国际角色开始谈起，探讨了国际新旧秩序转换过程中中国的国际角色问题，并对中国在国际新秩序中的国际角色进行了初步构想     

“八二宪法”与中国政治发展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中国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从根本大法的形式上稳妥地纾解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规范了公共权力结构,促进了公共权力运行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合理处理了国家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关系,理顺了党法关系,如此等等。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总章程,揭开了中国政治发展崭新的一页。     

宪法视野中村民自治制度的立法完善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自治制度,是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基层社会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二元化权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体现了中国宪法中国家与社会互相分权的发展趋势;落实了人民主权的宪政理念,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实践了宪法上的人权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村民自治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属性,应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的宪法地位与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并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法》。     

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精准扶贫的运转逻辑——以“第一书记”的制度框架展开分析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并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国家通过选派"第一书记"的做法,意图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将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传递到基层社会。但从现有实践来看,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运转逐渐出现了资源依赖性、治理短期性和基层权力结构冲突等制度实施困境。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以鄂西L村的案例进行研究,探寻"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在基层的落地与运转成效。结果发现:在国家资源与权力的不断弱化下,"第一书记"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与社会韧性的互动中经历了主导型合作、竞争型受限、排斥型失控等阶段,在基层受到了来自乡镇一级政权、村民自治力量和群众认同感等多重排斥因素,在有限的任期内"第一书记"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主义,在顶层设计上逐级完善驻村帮扶的方式,并以培育村民自治的内生性作为治理核心。     

领导型经纪：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解释——基于A区治理创新的案例分析

随着基层治理情境的变化,传统经纪机制已难以适应国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现实需要。为此,国家开始尝试构建一种以基层党组织为基础,以党建引领为载体的领导型经纪,实现治理权威再造与治理效能提升。与传统经纪机制基于权力支配逻辑的管控导向不同,领导型经纪具有鲜明的引领共治导向。它通过执政党的组织网络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连接,以论坛建构、项目运作和社会联结,实现共识塑造、资源整合和联合行动,从而促进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合作。从理解中国之治的角度来看,领导型经纪映射出迥异于西方国家政治情境的国家、政党与社会关系,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本土化和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基础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权力的宪政之维——公共性事件的触角

在近几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非典”、“禽流感”等一系列公共性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涉及到国家经济权力深入到公民基本权利并对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力的问题。在紧急状态和常规状态的不同条件之下,国家经济权力的运行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和作用力,国家经济权力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应当在怎样的范围、程度之内和程序设计之下才是合法和适当的,以及经济权力决策中的议价与问责、对于公共产品定价中的国家经济权力行使等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宪政的框架之中予以细致分析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