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先祖石室的发现及其史学价值

鲜卑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远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鲜卑族就生活在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与嫩江流域一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各部曾建立过前燕、西燕、后燕、南燕、代、西秦、南凉、宇文、辽西及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中,前燕曾一度雄据黄河流域,与前秦、东晋鼎立;北魏进一步完成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大业。历北齐、北周,鲜卑族对当时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恢复与发展、为缔造统一的中华民族而做出了     

北魏前期皇权的确立与鲜卑统治集团的分化

马克思说:"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以此来观察北魏前期,它的"官方政治形式"变革的轮廓大致如此:自天兴元年,拓跋珪"即皇帝位","依仿古制"确立封建体制始,其主要统治者为确立和巩固皇权,进行了长达六十多年的殊死斗争.终于导致拓跋部旧的"官方政治形式"的废弃,并依据秦汉王朝的模式,巩固了皇权.而在斗争过程中,鲜卑统治集团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分化和改造.     

北魏奴婢授田对鲜卑贵族封建化的作用

公元三八六年建立的北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统治地位比较稳定的、统治时间比较长的王朝。在北魏王朝建立前,鲜卑族拓跋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历史阶段。而当时的中原地区,早已建立了先进的封建主义制度。公元四七一年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魏孝文帝元宏即位,他和他的祖母冯太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鲜卑族拓跋部封建化的改革措施。于太和九年(公元四八五年)颁布均田令,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关于奴婢授田的规定。     

鲜卑族名与“鲜卑郭洛带”

1 史载有“鲜卑郭洛带”,形状如何,至今不太明了。目前在日本展出的“中国古代北方骑马民族文物展览会”上,有鲜卑人的两副带饰,一副是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出土的,另一副是和林县另皮窑村出土的。每副带饰四件,两件是带头,另两件是配在带头左右的饰牌。带头略似马蹄形,圆头方尾,今称带扣。子扣作长蹄形,母扣作扁蹄形,在母扣上有弧形穿带孔,以便挂钮或系带扣合。饰牌作竖长方体,形状相同,是跟着带头的配饰。每件带饰上都有精细的花纹,如果把它镶上皮带系在腰中,腰前横着四个黄金制成的饰牌,金光闪烁,显得十分富贵华丽,这就是“鲜卑郭洛带”。(见封三图片)     

鲜卑“髡发”习俗考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鲜卑入居中原，成为活跃于当时北部中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对尔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表现于府兵制等政治制度上，甚至鲜卑的许多风俗习惯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人们的生活起居，如隋唐一度盛行的各类鲜卑式服饰、饮食等等均与之不无关系。本文试以魏晋鲜卑“荣发”习俗作一简要考述。一关于鲜卑发式，各类史书记载甚略，且多与同属东胡系统的乌桓联系在一起。据《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乌九者，……悉类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鲜…     

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

公元450年,崔浩被诛,其缘由史书记载多有分歧,大致可分为三：佛道相争招致杀身之祸;与南方政权有染,事情败露而被诛;修撰北魏国史“备而不典”而被诛。但究其深层原因,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对汉民族先进的政治、文化加以继承理所应当,但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他们又表现出了抵制的一面。在这一背景之下,崔浩作为儒士,他为实现自身政治抱负、汉化鲜卑政权、恢复儒家道统而跻身于这一政治漩涡之中,最终成为了集团利益纷争下的牺牲品。     

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北魏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自身皆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于推进其皇族宗室子弟汉化之目的,无不重视汉文化教育,其宗室人物之学术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以致北魏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才学著称的宗室子弟,其中有的招集大量汉族名士,形成了诸多藩邸文化中心.就当时北魏皇宗汉化表现而言,孝文帝诸子、诸弟及其他皇室近系子弟,其气质表现与学术积累进展尤为突出,这自然与其地位及所受之教育等情况密切相关.     

北魏“三都大官”若干问题考辨

“三都大官”是北魏较有影响的重要职官之一，至迟在天兴二年即已设立，太和十七年罢之。“三都大官”指外都大官、内都大官、中都大官，其职位约与尚书相当，基本职能是断狱判案，是尚书省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统兵作战和参与决策军国大事。其人选主要是宗室诸王、皇亲国戚，还有强宗豪右或部落大人、投依北魏者、勋劳卓著者等。     

北魏“假”授将军制度试探

北魏实行比较完备的将军号制度,对将军号的授予存在两种方式,即正式授予方式与"假"授方式。北魏开始"假"授将军号,在明元帝时期。"假"将军号是一种摄代军号,具有明显的临时性,主要作为征讨军统帅和将领的象征。国家授予将军号,可以将"假"授将军号与正式将军号相互比照,两个将军号具有相互照应的关系。     

“花儿”源于古鲜卑族的《阿干歌》

“花儿”是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是民族民间文学的珍品。它广泛流行于甘、青、宁、新及川西北的汉、回、东乡、撒拉、土、保安、藏等族劳动人民之中。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一些民间文艺工作者对“花儿”渊源、族属、流派、音韵、格律等方面进行探讨与研究,这对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发掘民间文艺,起了巨大作用。但“花儿”究竟源于何时?产于何地?族属哪个(些)民族?目前尚未确切定论,还有待于从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探讨,弄清其渊源及来龙去脉,才能使“花儿”发展与提高,以独特的风姿走向全国,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木兰从军”歌谣及北魏“天子”和“可汗”的并存

木兰从军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中不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个源于民间歌谣的故事直到今日还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这位女勇士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并且成为代表中国的符号。然而,故事里代表着中国的统治者实际应来自本文所要讨论的拓跋部族。近年来,学者们特别注意到了《木兰诗》中的可汗与天子两种称谓历史,北魏时期的大背景应该最能解释歌谣中的这些细节:当时中国北方经历了十六国的分裂后的首次统一,北魏帝王在沿用中原帝王天子称谓的同时,还保留了突厥化蒙古人的可汗称谓,由此反映出这一时期北魏帝王独特的双重面貌。     

慕容鲜卑的崛起与夫余的灭亡——兼论夫余灭国的慕容鲜卑因素

关于夫余灭国的原因,慕容鲜卑政权的崛起及其对夫余的攻伐无疑是夫余灭国的催化剂。其中,前燕国力的不断增强,使相对弱小的夫余成为慕容鲜卑不断进军的对象,迫使夫余屡次西迁并使夫余势力日趋衰落。在这一过程中,西晋初期实力足以帮助夫余复国,尚可维系＂华夷秩序＂;东晋势力衰弱,慕容皝时期前燕走向强盛,夫余失去了保护伞。最终勿吉崛起,灭掉夫余。     

北魏早期朝廷体制的变动与汉化的曲折推进

北魏早期的朝廷体制 ,经历了立国初仿汉制设立 ,尔后回归拓拔旧制 ,几反几复 ,步步倒退 ,至太武朝方厉行汉制这样的一个变动历程。这一历程折射出了胡汉上层之间的矛盾 ,反映了北魏在早期走向汉化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考异

关于匈奴的起源,《史记·匈奴列传》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     

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

大凡治北魏史者,莫不存有此一困惑:经“太和改制”而达于鼎盛之北魏缘何在孝文帝死后便迅速分崩离析?对此,历来论者甚多,其说纷纭。但遍观众说,少有人从社会生活史角度着眼,其实北魏统治集团生活的奢侈化为害甚烈,是造成北魏衰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就此略作论述,以期有补于陈说。     

北魏后期的直閤将军与“直卫”诸职

直閤将军出现于南朝宋齐之际,孝文帝官制改革时将其引入北魏官制系统,见于《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十七年《职员令》官品表。太和二十三年《职员令》官品表中不见直閤将军,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直閤将军,其职掌閤内禁卫,负责君主贴身侍卫。此外又有直寝、直斋、直后诸“直卫”武职,地位较低,当为直閤将军之下级。直閤将军等职负责皇宫中閤内等处之护卫,保卫君主安全,在禁卫武官中处于机要地位。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摩罗”精神下的“呐喊”——鲁迅早期创作之一瞥

<正> 一1908年,青年鲁迅在《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这篇带有宣言性质的论文,展示了青年鲁迅独特的认知视角。这种寻找“新源”的离经抗俗的情绪走向,在鲁迅那里形成了强烈的内驱力。它包容着作者很浓的使命感和浪漫的情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价值取向、文学情趣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鲁迅后来思想与个性的发展变化,其起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摩罗诗力说》不像一般的译介文章那样带有学究的味道,它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诗人的理性直觉。从鲁迅所介绍的那些作家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是把人的精神解放与艺术自     

物叙事里的“早期中国”——“玄玉时代”谫论

古史辨派对早期文献的问难,让两千多年来“古史即信史”传统一度遭到质疑。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证据链条的问题。在对二重证据、三重证据反思与应用的基础上,文学人类学学派把第四重证据实物及图像放在人文研究的优先地位,借此发现了早期中国的“主控叙事”物质——玉礼器。要讲清楚“早期中国”的问题,早期考古遗址中广泛分布的玉礼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21世纪初以来,文学人类学派对西部“玉帛之路”进行拉网式调查,揭开“玄玉时代”的序幕,为中华文明史的求证提供了新物证。玄玉厘定年代,观象台、玄圭求中划定文化圈,学界把两者结合起来,垦拓出“早期中国”研究的一种新局面。     

早期丁玲——女性主体意识的“孤独”突围

＂五四＂启蒙运动中,＂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觉醒＂的启蒙命题的子命题被提上议程,但＂五四＂启蒙运动催生的第一代女性书写群体局限于对男性历史宏大叙事话语的回应和附和。而丁玲早期文本因其对男权叙事的瓦解、对女性独立命运的关注具有了某种先锋性意义。本文主要从对人的情感＂自为性＂的坚守角度,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阐释了丁玲早期文本女性主体意识的艰难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