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道德”本质论析

学术界在讨论"次道德"问题时,对"次道德"的本质不能仅从语词的角度抽象地解析,还必须联系相应的行为现象来界定。为此,主流理解中的"次道德"行为应该是指违法甚至犯罪者在恶行之后或之中实施的、仅具有"次要"地位或"次等"价值的道德行为。在此意义上,"次道德"区别于"非道德"而属于"道德"范围,是"道德的"而非"不道德的"。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对“元伦理学难题”的一种尝试性回答

理查德·加纳和布纳德·罗森将元伦理学一般性问题称为元伦理学的三个难题:(1)道德术语或道德判断的意义是什么?(2)道德判断的本性或性质是什么?(3)道德判断如何可能得到支持或辩护?在这三个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主义与非认识主义、自然主义与直觉主义、实在主义与反实在主义、中心主义与非中心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等种种分歧.这些不同观点虽然大多有其合理内容,但都没有对上述三个问题作出正确的或令人满意的回答.道德语言既具有评价意义又具有规范意义.存在着各自适用范围不同的两类道德标准.基本道德标准的终极依据是社会根本的和总体的利益.     

《诗经》“罔极”说

通过对《诗经》中"极""罔极"的用例统计可以看出,《诗经》中"极"字的基本含义是道德标准和准则;相对而言,"罔极"之意是无德。《诗经》中的"极"是一个与道德心性相关的重要范畴,这个范畴上承西周初年的"皇极"范畴而来,但却消解了"皇极"范畴宗教属性的逻辑内涵,代之以社会道德和心性思想,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诗经》中就是以此为标准,用"罔极"对无德之人进行批判的。这个标准体现了周代文化中社会道德实践的人文精神,是上古中华民族道德自觉的显著表现。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道德责任归因中的自主性问题

道德责任一直是伦理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传统或经典的道德责任理论将当事人的道德责任奠基于入的自主性概念之上,"自主性"由此成为道德责任问题的核心概念."弗兰克福特式的案例"企图挑战这一经典理论,虽不成功,但却富有意义地引发了"道德运气"在道德责任中的地位问题.然而,"道德运气"最终依然需要借助道德自主性才能成为一个实质性的道德概念.     

道德:追寻生存方式之“善”

道德是人类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道德不是一般的生存方式,它集中体现着生存方式之"善"。在道德缺失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当下,加强道德建设具有迫切的时代意义。要真正实现道德之"善"的生存方式,就必须在社会意义上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变革,同时在个体意义上每个社会成员都要自觉加强道德自律。     

道德选择研究论纲

目前,学界对道德选择的系统研究不够,仅局限于实践层面的单一模式。应从价值论或形而上层面,对道德选择进行整体研究,关注道德选择中的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即道德选择的"求真"问题,主体面对道德冲突进行道德选择时需掌握的基本原则即道德选择的"趋善"问题以及道德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方法论问题。     

“泸州遗赠案”的利益衡量方法透视

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的"泸州遗赠案"持续引发法学界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有关本案的深入讨论依然热烈。两审法院的一致判决,使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及其关系问题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作为一起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疑难案件,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分析该案,能够避开规则与原则的适用困境,避免两种极端的结果而寻求一种"调和"的骑墙结论,从而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按照利益的层次结构,衡量的标准并非仅仅是案件当事人所诉求的一阶利益,还必须重视一阶利益背后所蕴含的二阶利益或高阶利益,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对“道德法律化”的几点质疑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本文从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对道德法律化提出质疑:试图把道德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不仅理论上存在不足,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负效应,道德法律化是不可行的。     

道德代价的经济基础论

分析当代中国的道德代价,必须看到"经济基础"的作用。要否定离开经济谈道德、离开道德谈经济的割裂经济与道德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保证道德代价问题讨论的物质现实性;要避免机械地谈论经济决定道德、道德反作用于经济,而是要看到经济与道德的矛盾统一在道德代价生成中的作用;要对"经济基础"进行结构的、立体的全方位分析,考证经济活动、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发展、经济形态在道德代价滋生中的具体作用;要以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共同标准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凭一种空想的道德规范和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人类社会发展,轻率得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抑或道德进步的结论,也不能以纯粹客观的经济增长标准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置道德代价问题于不顾。     

当代西方伦理学“是—应当”问题研究的三条路径

"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和知识论范式的转变给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应当"问题的研究逐步摆脱了早期教条式的二分关系,倾向于构建二者相互联系、彼此融合的方案。当前主要的三种研究路径,分别从语言分析、道德客观性建构与道德事实论证的角度,展示了伦理学在道德语言、论识论以及道德的客观性基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以人为本的“道德资本”

"道德资本"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为局限于"物"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出了另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有益方向;它从道德源初的建构出发,对道德进行了解构分析,并重构了道德与利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正视了人的利益追求;"道德资本"的逻辑与道德的资本逻辑并不等同,因此,它并不是以资本的逻辑来演绎道德,而是以人的道德来限制人展现在资本上的"唯利是图"的欲望追求.     

“道德运气”存在吗?——基于一份实验哲学报告的研究

"道德运气"是与道德事件相关的、超出行动者认知和控制的因素。笔者所做的实验报告以"懒惰的约翰"为基础,考察"道德运气"的构成、特征,以及与"道德事件"的相互关系,构造"约翰没有救人"(A)、"约翰没有救人且鲨鱼存在"(B)和"约翰没有救人且鲨鱼存在,但鲨鱼并不吃人"(C)等三种情境,进行总量为218个被试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实证结果在定性的层面肯定"懈怠的责任"之存在,在定量的层面否定原来"责任的大小"与"懈怠的程度"之间线性的关系。对比公众在判断三种情境中约翰所需负责任的大小,可以看出,(1)道德事实总是具体的,不存在"A—A’—A’’……—An’"这样的道德事件序列,只存在"A—B—C—……—N"这样的道德事件序列;(2)"道德运气"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以一种"预置"的方式介入道德事件,道德运气与道德事件密不可分。     

道德终极标准新探

道德终极标准是产生和推导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道德标准,是解决一切道德标准冲突的道德标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因而也就是绝对的道德标准.它是由若干标准构成的道德标准体系: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分标准1,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分标准2,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它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而在自我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     

道德评价如何求“真”——船山“不间之孝”论对美德伦理学的贡献

与"道义论"或"功利论"相比,"美德伦理"更当重视"道德评价"的问题;否则,其倡导的"美德"只能流于乾纲独断或神秘主义。道德评价如何求"真",从结构上说,至少涉及三个方面:"行为是否属实";"主体有无隐情";"标准能否服众"。就范畴而言,儒家哲学中,与"真"相对的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假",还包括"伪"(人为)"情""私";故所求之真,往往关乎价值领域内的"诚""理""公(义)"。船山"不间之孝"论,在厘清评价结构的同时,注重范畴间的相互作用,为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道德评价方法辨析--从"道德失范"说起

"道德失范"是一个价值判断,暗含了一个道德评价标准.这种道德评价标准自身是否合理;用不变的道德评价标准去评价变化着的道德实践是否合理;用单一的道德评价标准去评价多层次的"现有的道德实践"在方法上是否合理;用过去的或现有的观点来审视新的道德实践提出的道德要求是否合理,这是"道德失范"问题所关涉的,也是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道德失范"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和所使用的方法作一辩证分析,使人们对目前的道德现状有一个更科学的、更明确的认识,同时对建立新的道德标准问题及科学地、客观地评价现有道德实践提出了方法论上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道德矛盾”研究述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复杂的社会道德矛盾。学界使用"道德矛盾"话语也呈现多义混杂的状况,这不仅影响学术对话,也妨碍公众对道德矛盾包括道德悖论本真状态的认知。基于此,对当代中国学界关涉的"道德矛盾"问题进行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上客观界说道德悖论的内涵、理性解读"道德风险",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理论工作。     

马克思“共产主义者不需要道德说教”命题的思想逻辑

"共产主义者不需要道德说教"的命题是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内在逻辑的,因而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这一必然结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受制于现实社会存在。因此道德问题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是现实社会存在的冲突。故以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的方式不能彻底解决道德问题,彻底解决道德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变革其根源,即现实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变革的可能限度又最终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彻底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终途径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问题会随着社会冲突的消失而彻底解决,因此不再需要提出道德要求与道德说教。但命题的证成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及其理论是"非道德主义"的,也不意味着对道德说教和规训的否弃,相反,马克思有自己的道德理论,道德教育与道德规训亦有其存在的必要价值。     

“天人感应”封建说教的实践衡量——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火灾观”的考察

自人类产生始,火便与其如影随形。一方面,火极大地便利了人类的演进;但另一方面,如何应对火灾又是人类面临的较为棘手的问题。正因此,最初火灾较多地被看成是"天谴",是对统治阶级政策失策的警告。面对火灾,官民较为普遍的方式是进行祈祷。明清时期的苏州虽然社会经济发达,但"天人感应"观在人们的火灾观中仍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且逐渐加入了道德色彩,而且渐渐变成了统治者教化民众的一种话语工具。为消灾弭患,在民众祈禳的同时,政府也较为强调在道德上对之加以引导,使民众的行为达至其所要求的标准,火灾默默地成为道德评判的依据。从各界对火灾的认识来看,其中隐含着一种处理灾害的逻辑,即天灾并非与人事无关,而正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