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端及解决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议由来已久。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是按照“公平原则”依“自然延伸”标准划界,还是依“等距离”标准按“中间线”方法划界。双方分歧中不容忽视的两个焦点问题就是冲绳海槽的划界效力以及钓鱼岛的归属及其划界效力。本文通过剖析双方观点和问题焦点．提出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谈判与协商的政治方法和司法方法来处理东海海域划界争端,而目前最为可行的方法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论东海大陆架划界原则

由于对国际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适用上立场不同,加之东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储量可观,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上存在着分歧。海洋划界需要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实现公平解决,一国单方面确定国际海洋边界并将之强加于对方的行为是国际法所不许可的。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方法不构成划界的国际法规范,不具备约束力;中国所主张的“公平原则”,不仅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文规定的最基本的客观标准,也是国际司法实践确立的基本原则。     

论中间线原则在中日东海争端中之适用——以国际法为视角

中日东海的大陆架争端已成为影响中日邦交的重要因素。东海大陆架不能适用中间线原则进行划界。中间线原则并非习惯国际法规则。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是公平原则，中间线划界需以能达到公平结果为前提。国际公约规定下的中闻线划界的前提是划界区域属大陆架，在当事国为共大陆架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国际法院判决表明中间线划界非大陆架划界原则，而是一种划界方法。在争议区域存在地质、地貌、生态或其他足够重要因素可以决定一条统一的自然边界时理应排除中间线方法之适用。冲绳海槽、海岸线长度、走向以及对油气资源的贡献，这些因素决定中间线划界方法在中日东海争端中不能适用。     

关于最终解决东海划界的理论基础问题——对坚持“公平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划界主张的质疑

中国目前主张和坚持“公平原则和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来解决东海问题是与只坚持“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公平原则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充满着变数，而自然延伸理论在划界中造成了一国水域处在另一国的大陆架上，它在概念上是模糊的，在具体操作上没有可行性。两种理论的混合会使划界理论更加混乱和难以掌控。文章指出，日本在东海中海岸线长度短，其坚持中间线的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中国在不足400海里宽度的东海中主张与自然延伸及其相关的划界理论同样难以实现东海问题的解决。我们应当以正确的划界理论指导我国海洋划界实践，早日实现东海问题的实质性突破。     

大陆架划界标准及对解决东海划界争端的启示

自然延伸原则是大陆架法律制度的一项根本性指导原则,等距离线或中间线作为大陆架划界的一种可选方法,不能否定、更不可能取代自然延伸原则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平原则体现出来的恰恰是大陆架划界的一种思想和追求。深入剖析大陆架划界原则与方法对研究和探讨我解决东海划界争端问题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的海洋法解读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东海的适用加剧了中、日之间的大陆架划界争议。从海洋法角度而言,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应遵循公平原则;冲绳海槽是中日领土自然延伸的界限;日本主张的中间线不能作为东海大陆架界线;钓鱼岛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不应具有划界效力。     

国际海洋划界公平原则法律地位之探讨

公平原则主要是由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通过判例发展而来的一种海洋划界习惯法规则。长期以来,公平原则的习惯法地位一直存在争议。就目前而言,公平原则还不是一般习惯规则,而是特殊习惯法。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无疑是最有可能成为一般习惯法规则的。     

现代教育公平观构成原则探讨

由于教育公平本身的特性所决定，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公平的绝对定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指导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为此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为核心，构筑了以全面发展原则、平等性原则、差异性原则和补偿性原则为基本原则的现代教育公平观，用以解释当前中国教育公平现象。     

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对海洋划界司法实践的新发展--2012年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评析

孟加拉和缅甸之间的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首个海洋划界案。法庭对孟加拉和缅甸之间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包括外大陆架)一并进行了裁决,同时也发展和阐释了海洋划界的相关国际法规则。法庭依据“中间线/有关情况”规则划定了双方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单一界限,甚至将该规则适用于外大陆架划界,再次确认了“中间线/有关情况”规则在海洋划界中的主导地位。法庭还首次受理并解决了外大陆架划界问题,阐释了外大陆架管辖权及其权利基础问题,将外大陆架权利基础建立在一个崭新的概念之上,即“大陆边外缘”,弥补了司法实践在这方面的空白。法庭的审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海洋划界国际法规则的发展趋势。     

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东海争端

东海问题涉及能源和中日东海划界,还牵扯到更为敏感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影响到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东海问题的焦点是中日东海划界主张的分歧。以国际法理论剖析日方的中间线划界主张和中方的自然延伸划界主张,可寻找出东海问题的出路。     

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制度研究

中国的出口贸易深受"替代国"制度之累,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在积极履行义务的同时,还应学会行使世贸组织所赋予的正当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享有公平、公正的待遇.     

从“冲之鸟”问题看中日海权之争

近几年来,中日海权纠纷不断,海权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巨大的利益之争.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于中日之间关于"冲之鸟"的海洋法律地位不同主张进行分析、论证并得出"冲之鸟"不可能是岛屿,而仅是岩礁的结论.与此同时,日本所主张在海洋法中其享有专属经济区的地位自然也难以成立."冲之鸟"虽小,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日海权纠纷如何妥善解决将是两国共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中日海权纠纷正确态度只能是通过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公平的原则对话予以解决.我国在海权争议中必须本着原则和灵活相结合的原则,从符合国家长期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冷静地正确对待争议,以寻求合理的解决之策.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论正当行政程序的法律判断基准——兼及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制度建构

如何判断某种行政程序是否正当是关系到行政程序设计和运行的基础问题。正当行政程序的概念源自西方,美国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判断程序＂正当＂的标准,对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和制度设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当行政程序应该包括某些能体现最低限度公正的制度内核。     

商法基本原则研究

商法基本原则集中反映商事关系的本质特征 ,贯穿于全部商法规范 ,它区别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 ,也不等同于商法各部门的具体原则。商法基本原则是整个商法规范体系得以构建的基础 ,是商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和商事纠纷的裁判规则。商法基本原则应该反映商事关系营利性的特征 ,应贯穿于全部商法规范 ,应体现各国商法的共性 ,适应商法国际化趋势———这是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商法基本原则至少包括 :商主体法定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保障交易迅捷原则和保障交易安全原则。     

结构冲突:安全博弈中的一体化困境——以东北亚地区为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示范效应为国际关系理论摆脱传统现实主义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是,新功能主义理论提出这一模式却无法在东北亚地区有效展开.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欧盟一体化模式在东北亚地区遇到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即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结构性矛盾是东北亚一体化的根本障碍.大国间对于相对收益甚于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对政治安全甚于对经济福利的关注的叠加,使得该地区始终无法摆脱现实主义政治中安全困境的魔咒.东北亚现有的结构性矛盾显示,中国是东北亚崛起中的大国,美国防范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东北亚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并致力于发展一种适合东北亚的合作模式,推动东北亚一体化的实现.     

竞争政策视角下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的应然建构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就其应然建构而言,至少应从价值目标、制度构建和程序运行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价值目标层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竞争秩序作为基本价值,这决定了维护竞争秩序是豁免制度的优先价值选择,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是其第二位阶的价值目标。在制度构建层面,以事先控制为主的模式选择和以个案豁免为主的类型选择应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在程序运行层面,豁免制度应以防止滥用为总体要求,严格的程序控制则是实现该要求的现实路径,包括启动、审查、批准和监督程序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循这一具体思路。     

论一战外交与中国

一战时期,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外交都是自私的,非正义的。中国作为中立国参战是被日美两国拉下水的。日美对中国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在损害中国利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落后。而赴欧美会议的中国外交官不应承担外交失败的责任,相反,他们的外交斗争精神则应当适当肯定。并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