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札记三题

《文赋》和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关系 《陆平原集》中的诗赋,一半是因袭古人诗意,仅仅变换一些词句的摹拟之作,还有一部分是应诏诗、酬酢诗,辞藻雕饰、对偶笨拙、板滞无味,其它可以称为创作的作品,寥寥无几。在拟古成风,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盛行的太康时代,出于上层贵族中一位当权的内史、后将军之手,这种现象原无足怪。可是其中的《文赋》,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第一篇专门探讨艺术创作规律的文章,成功为一篇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深刻性的比较完整的创作论,它承先启后,在中国文论史上开辟了文学创作论的研究,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文赋》是用赋体写的,句式对称,辞藻华美,声韵铿锵。然而由于雕饰过分,比喻繁琐,乃至含意隐约,要确切明白地理解它的内容,难度较大。自从梁代萧统把它编入《文选》,迄今约一千五百年,历代有人作注,直至当代诸家注笺,对其文句和论点,理解仍不一致。 对于《文赋》采用这种表现形式,历来有不同评价。评论者一致承认作者运用赋体论述抽象的文艺理论问题,确实煞费经营,但贬誉不一。贬之者说它“巧而碎乱”,意义错杂,结构散漫,语言隐约,如雾里看花,色彩缤纷而真意难明。誉之者说它运用高超的技巧,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形象,曲尽其妙。     

试论《文心雕龙》的文体意识

刘勰在《序志》中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其理论重点在于“说明写文章时对于心思的运用”①。正如有些论者所说,“用心”之说,源于陆机《文赋》,但是刘勰却并不仅仅满足于再写出一篇《文赋哪样的描述创作经验的论文,他的理论目标显然更为宏大。在《序志冲,他对包括《文赋》在内的几部“近代论文之作”进行评价：“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人流别》精而少巧,做林》浅而寡要。”这些著作的共同缺点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法,无益后生之虑。”刘勰显…     

《文赋》二题

陆机是形式主义者吗?陆机《文赋》以大量的篇幅讲创作的过程与技巧,思想内容方面似乎讲得少一点,于是后人往往指责他有形式主义的倾向.首先提出这种批评的是刘勰,他指责《文赋》"巧而碎乱","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文心雕龙·序志》),这就是说,陆机只是零零碎碎地讲了许多艺术技巧,却没有根据儒家先哲的理论讲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因此对后人没有什么好处.刘勰此说影响极大,至今     

唐人如何对待辞赋

辞赋,是汉魏六朝文学上的重要文体。但自从汉代著名辞赋作家扬雄论定它“雕虫篆刻”、“讽一劝百”以来,历来对之多有微词,许多人甚至把它看做是雕琢浮靡文风的代表。现在文学史上写到辞赋,往往也是几笔带过,简单地把它论定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但是,考察一下直承六朝的唐代文坛,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坚决摈弃辞赋的作家,文学成就并不高;而那些真正改革一代文风、创造文学高峰的人,倒是相当推崇、重视辞     

美的书面语言初探

我国历史上的文章家和文学家们大多具有“情欲信,辞欲巧”的写作观,这对我们的前人研究美的书面语言——“巧”之“辞”给予了启迪。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谓俯拾即是,收获甚丰,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     

也谈《文赋》里的“意”——与陆侃如、郭绍虞二教授商榷

陆机是西晋时代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的《文赋》是我国古代最早研究文艺创作的名著之一。在这部文艺理论专著里,陆机对于文艺创作的构思、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并有一定的创见。最近为了探讨《文赋》里的“意”,我拜读了陆侃如教授的《陆机<文赋>二例》和郭绍虞教授的《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两篇大作,获益不浅。但他们两人对于《文赋》的“意”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为了说明问题,各引其中的一段:     

六朝国策异同论

六朝时期自孙权称帝至隋平陈恰好三百六十年,除去西晋灭吴至东晋始建的三十余年则近三百三十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长江中下游以南有如此久远连续而公开的分立现象,不唯空前抑且绝后,实在值得注意。我在研读《晋书》时,曾提出《晋书》对十六国历史的记载反映一种“统一的思想与分裂的实际”的矛盾,实际虽极分裂而思想则皆主张一统,所有分裂政权皆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为天经地义的应有常态,而分裂割据无论多久多乱,却只能是暂时的、非常的表现,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时我也在《宋书》、《齐书》中发现自东晋以来至于南朝,在南方政权中曾出现过试图放弃大一统观念而满足于分立的政治意识,偏离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见《<晋书>研究》,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3期)。唯因当时论题限于《晋书》,未及深入;今再就此一问题延伸及于六朝加以探讨,着重考察六朝国策之异同,亦即六朝对于统一之政治认识及其表现为基本国策之演变与比较。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的诗、赋、文中,遭贬责最多的是诗歌;而诗歌中遭贬责最多的,则要算拟古诗了。自宋以来,人们一直对它进行抨击,“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时,余每病其呆板”,“平原拟古,步趋若一”,就是解放以来新编的文学史,不是说它“因袭原作”(中国文学所本),就是说它“意不出原诗,只略为变换词句而已”(游国恩、萧涤非本)。当然,也有对拟古诗肯定的,如钟嵘就认为它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一样,“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诗品·序》)清代毛先舒也肯定其中某些诗体现了“士衡之藻思”(《诗辩坻》卷二)。不过这一派     

论陸机《文赋》创作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赋》是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它的主要贡献是首次提出了以艺术构思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论。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责难,说《文赋》是“唯心论的创作论”。而本文拟就《文赋》的唯物主义因素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判定《文赋》是“唯心论的创作论”,是说陆机在分析创作过程时,曾提到“道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批评者认为:通过客观事物激发思想感情即触景生情,这一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因这里所说的景,是自然景物而不是社会斗争,所以就是唯心的了。这种以是否描写社会斗争来衡量是非的观点,实在有点太简单了。文艺创作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     

宋初文风与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入宋以来,王禹称是首先对风行宋初文坛的颓靡文风进行讨伐的一位作家。围绕着“革弊复古”的宗旨,他提出了“宗经传道”的进步理论主张,为后来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的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一) 如同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也是沿着一条曲折的轨迹。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有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古文运动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致使唐代一直流行着的骈体文在晚唐五代再度盛     

从《原道》看《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承袭儒家的人道哲学，并受当时“玄学”的影响，成为“天人合一”论者。他的目的是要以之作为理论基础建立一套有益世用的文论，以反对当时无益世用的形式主义文风     

魏晋玄风与陆机《文赋》的思辨性

魏晋玄风与陆机《文赋》的思辨性顾兆禄陆机（２６１－３０３）所作《文赋》，辞丽论精，向为历代文人推崇。然《文赋》之成就不仅在于它首先提出了“缘情”和“应感”等重要的文艺理论观点，而且通篇还充满了思辨性。这后一点正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陆机所处的魏晋...     

刘勰的"情采"观

刘勰"情采"观的提出是我国文论史上的创举.从哲学思想上看,刘勰从天道自然观出发,在文章本体论的意义上肯定了文采是文章的本质属性,情感是实现"道之文"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从现实语境上看,刘勰"情采"观受到了六朝时期"重情"和"重采"审美时尚的影响,是在与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斗争中诞生的.     

唐太宗对初唐诗风的革新有首倡之功

有的唐诗研究者认为,唐太宗虽为一代英主,但在诗风上是倾向守旧,爱好齐梁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帝京篇序》中,太宗总结了周秦以来历代帝王覆亡于骄奢淫逸的历史教训,主张以尧舜俭朴之风改变秦汉以来的奢淫之弊.与此相适应,在诗歌音乐上,也主张用远古淳朴的“咸、英之曲”,改变六朝以来的“烂漫之音”.音乐诗歌都要“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这都可以看出,太宗正是要以朴素实用的观点来纠正梁陈“释实求华”的形式主义诗风的.这是从政治改革的高度来论诗文改革的一篇重要文论.这篇文论,对梁陈形式主义诗风的批判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的.它不     

论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或说“情词相称”,或说“情韵兼胜”,都肯定了秦观词的情,而且把他的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秦观所抒发的情感呢?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正确评价其审美价值。一、审美主体的悲伤情感的特征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观点。我国     

六朝文艺心理思想的两个突破及启示--建立中国特色文艺心理学体系的思考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的确,这一时期的文艺成就不论是字画曲文,还是一部部诸如《文赋》、《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煌煌巨作,“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②。六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风采独具之时代,同样以其高迈超遥的风神卓然于中国文艺心理学史,它结束了先秦两汉以来文艺附庸于政教道德的狭隘境界,将审美与文艺创作同士人的生命意识与个性追求熔为一体。文…     

“而弃规矩”臆解

《庄子·胠箧》:“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此段文字,由三个对仗工整的复句组成,本不应有何疑惑,然历来注家对“而弃规矩”中之“而”,均未有妥贴的训解,可谓一大缺憾。现今看到的注本,自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到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王力《古代汉语》,于“而”下均无一言。未释之原因,盖以为此“而”即一般连词也。于是,陈鼓应遂将“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作为一读,中间不再点断。若如此,则破坏了整体行文的对应。对此,前人不是没有怀疑,北大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此句云:“而弃规矩,‘而’即‘然’,是‘燃’的假借字(参用王引之,阮毓崧说);‘燃弃规矩’与上句‘毁绝钩绳’为对文。此句言把所有的圆规、方矩等工具都烧毁。”此说给     

刘勰形式主义诗学论

对语言形式的探讨,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项重要内容。 魏晋以来,由于文字学、声韵学的发达,人们对语言形式问题的热情空前高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应对,亲朋好友间的书信往来,都以漂亮的辞句和流丽的声调为时尚。文学创作中对文辞的雕琢与美化,也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其间出现的几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不约而同地把语言形式问题放到了相当显目的位置,并予以有意识地张扬(也包括讨论性的批判)。清人章学诚曾说;“至于论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盲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文史通义·文理》)其中“文辞”云云,便抓住了当时批评家的用心及其理论著作的要害。从这一点看去,给六朝文学及文学批评冠以形式主义     

论北宋诗文改革家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文革新家。北宋初文坛上盛行着形式主义的创作文风。这是五代时期形式主义创作文风的继续发展。形式主义创作文风常常是统治阶级腐朽堕落、骄奢淫逸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齐、梁、陈、隋、初唐、晚唐、五代都由于这种原因,在文坛上出现过形式主义创作文风。赵宋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公开提倡奢侈豪华,甚至以此作为条件,换取文臣武将不搞政变。西崑诗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西崑派作者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就是这样一批御用文人。他们编辑的《西崑酬唱集》是他们的代表作,酬唱的内容多半是描写宫庭、官僚的荒淫无聊的生活。粉饰现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毫无民生疾苦的反映,自然更谈不到兴寄和讽谏。这批人身在馆阁、纠集在皇帝周围,很得皇帝的赏识。他们自吹文章“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刘扬风采,耸动天下”。当时西崑诗派的形式主义文风相当盛行,影响面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