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新论──评《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新论──评《逝去的启蒙》吴根友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中，中国历史有其自己走出中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从梁启超、蒋方震等的简单比附，到侯外庐、杜国库等的进一步探索，“启蒙说”在不断地深化。进入八十年代后...     

否定还是应该继承?——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启蒙精神

近几年来学界在积极反思1980年代文学启蒙主义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误读、否定启蒙的错误倾向,这对当前的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1980年代文学具备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它的启蒙理性和人的尺度及其局限,继承启蒙的批判精神和理想并推进当代文学未完成的事业。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人"的主体性启蒙与女性的自我追求——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侧论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不渝遵循的人道启蒙以及重建个人自主性的努力,与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新启蒙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知识表达与建立女性主体的目标并非天然契合.新时期文学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既体现了启蒙思想模式的渗透,同时也昭示出在启蒙主义"人"的视野中确立女性自我的难度.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与启蒙的权力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逐渐取代中世纪教士成为思想领袖。由于启蒙知识分子形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所以启蒙知识分子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赋予启蒙知识分子以革命领导者、民众教育者、国家政权实施者的角色。然而,启蒙的权力也是有其限度的,主要表现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有限的启蒙。     

启蒙视域中的知识分子神话解读

西方现代性视域下的启蒙精神具有双重伦理目标：批判性与自反性。中国的启蒙在继承欧洲启蒙批判性精神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反性精神。自反性精神的缺失带来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由批判型到专家型的角色转变,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启蒙神话：不关注自身的启蒙,但却以启发和提高民众为己任。     

刘心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心态转变探析

刘心武1980至1990年代创作心态由启蒙心态转向泛人文心态,文学启蒙实践由"他者启蒙"转向"自我启蒙".政治代言的寻租转向、经济发展的内在法则激化了启蒙理念与启蒙实践之间的矛盾,进而制约了启蒙活动的展开.文学启蒙的隐性策略和作家素质的提升是社会现代进程的必然要求.     

20世纪后半期东盟国家与苏联的关系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亚太国际关系史上,东盟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是二战后全球冷战的一个侧面,是大国关系和地区利益交汇的体现。这段历史可分为三阶段:印支战争结束前的有限交往;印支战争结束后的加强扩张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关系改善;苏联解体后的正常交往。东盟国家在与苏联的双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

美国保守主义,包括新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数美国民众对自由主义对美国社会负面影响的不满和对改变这种颓废混乱现实的期待。美国早期保守主义理论上的薄弱和哲学思想的贫乏,使新一代保守主义者不得不到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中去获取理论武器。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特点包括:推崇实力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和实力外交;强调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使命论;主张新帝国论。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影响包括:重视军事实力,实行先发制人战略;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对“无赖”国家实行政权更迭;企图推动对华“两面下注”政策向以防范和制约为主转变。     

包玉刚与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

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发展史上十分关键的时期。当时在香港社会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以其远见卓识和爱国爱港的立场积极参与香港各项事务和祖国统一大业,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与平稳过渡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现代服务业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20年,如何抓住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有利机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三步走战略”的实现。     

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包括对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政策、货币发行、银行的业务、货币斗争、金融的作用、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根据地人物与金融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际角色:《经济学家》中国叙事分析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国际角色也在转换。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问题由此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从叙事学视角揭示了西方重要政治经济周刊《经济学家》自1985年来有关全球化新闻故事中的中国叙事和自1980年来有关气候变化新闻故事中的中国叙事,并对该刊在两个语境中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建构进行了分析,以考察中国对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和他者建构的中国国际角色是否一致,以及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启示。研究发现,《经济学家》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与中国的自我定位有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角色紧张。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角色定位上改善话语方式,强调宏大的全球叙事策略,以缩小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扩大全球人类理想的共核部分。     

新时期乡土文学叙事：从个体历史到家族史

新时期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个体历史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然后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九十年代初《白鹿原》等小说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村史叙事。     

新中国外语专业教育发展综述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外语专业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回首60多年来的风雨历程,新中国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6个阶段：1949年—1956年,1956年—1966年,1966年—1976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在回顾历史成就的基础上,总结目前中国外语专业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     

试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角色重塑——基于企业家精神理论视角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行政官僚体制危机引发了众多重塑政府的呼声.在众多政府再造的理论中,用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即企业家政府理论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化政府改革浪潮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理论对我国的行政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企业家精神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企业家精神对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角色转变所起的推动作用,以期为行政改革中的政府找到更准确的角色定位,使政府在处理与其他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中国当代女性电影思潮的流变、意义及悖论

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电影完成了一个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从成长的神话到生存的寓言,从差异性的苦恼到差异性的维护,从电影主题的女性自觉到电影语言的女性自觉,从造型表现主义到静观写实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一方面是女性意识日益深化并世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初步建立。女性电影的生成不仅仅是一个基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基于民族/阶级/代际政治的影像建构,在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对于性别政治的突出,往往成为主流文化遮蔽其他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女性电影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中也是一个共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