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

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孟广军极端君主专制状态下的君臣关系，历来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其中阁权与皇权的关系更是突出的方面。本文拟通过对正嘉交替之际明世宗人继大统及大礼议等重大事件的剖析，就明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问题试作探讨。一正嘉交替之际，内...     

明显陵《加上皇考尊谥记》碑文考异

明显陵是"大礼议"的产物,《加上皇考尊谥记》是对"大礼议"经过的追述和对尊谥含义的阐释,系嘉靖皇帝亲笔撰写,并刻成碑立于祾恩殿内。祾恩殿内立碑,在明皇陵系列中仅此一例。因历史的原因,此碑只剩一堆无字残石,恢复此碑意义重大。古今不少文献都收录了此文,但均存在讹误。这对正确传播古代文化和恢复此碑都极为不利,应对其错误之处加以指出和纠正,还其本来面目。     

晚期罗马帝国的集权体制和吏治腐败

在晚期罗马帝国,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以皇帝为首的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中。由于官僚体制的权力非常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实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腐化和庸劣无能,表现为皇帝和官僚之间的相互欺诈,行政官员的日益腐败,买官和卖官盛行,以及经济腐败、军队腐败和司法腐败等。腐败使晚期帝国政府频临解体的边缘,国家的命运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新君嘉靖皇帝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组成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开启了明朝真正的改革,对百余年的弊政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而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演变,仅仅是一般性的皇位更迭,并未出现政局的巨变。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尽可能效法嘉靖革新,以遵循成宪和综核名实为主要施政特点。一方面,在嘉靖革新基础上有部分的推进,如一条鞭法的推广和推行考成法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难题无力作为,如沙汰生员和裁减宗室禄俸等。只有以此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有理由说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     

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

明朝的宗庙制度 ,在嘉靖年间出现了一次颇具波澜的变革。由于这场变革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密切相关 ,由此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 ,祈请方家指正。一明代宗庙制度的创立者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1 36 6年十二月 ,小明王死后 ,朱元璋便抛弃了“龙凤”年号 ,改以国号纪年 ,并在应天设立了宗庙 ,这是朱元璋创立起自己独立政权的正式标志。① 这也就是明朝最初的宗庙。《明太祖实录》卷 2 0载 :“吴元年 ( 1 36 7)九月甲戌朔。……太庙成 ,四世祖各为庙。德祖居中 ,懿祖居东第…     

李春芳、李清考识

江苏古邑兴化明清时期人才辈出,尤以世代簪缨诗礼传家之望族李氏为最,其中李春芳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廷试为魁甲,四十四年(1565)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隆庆二年(1568)为建极殿大学士擢首辅,<明史>卷一九三有传.然而<明史>还载有一位李春芳,为嘉靖初兵部主事,世宗时曾参与"大礼议"哭门伏阙固争.这位兵部主事李春芳,无专传,其哭阙事载<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这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嘉靖朝祀典改制的不断演进,不光是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推动的,在整个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的奔竞与投机,不断激起世宗祀典改制的欲望,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促成了世宗皇权意识的提升、形成献媚奔竞的仕风、混淆了对那些支持世宗议礼者的评价。小人之干进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     

嘉靖-万历初统治系统的自体调节

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一手将明中叶以来的危机推向高峰的明武宗夭亡.久欲改革朝政、拯救危局的儒生官僚,以内阁杨廷和、蒋冕、毛纪为核心,擒拿武宗嬖幸,厘革"中外素称不便"的弊政,并以《登极诏》形式拟定了"革故鼎新"的纲领.世宗即位后,批发《登极诏》,"正德中蠹政?抉且尽",造成"天下翕然称治"的气象.以此为肇始,儒生官僚在统治系统内实行自体调节,将已呈颓势的王朝统治拉回到"复兴"的局面.至万历初,张居正更以大规模的改革,对嘉靖以来的多方面调节作了全面总结.本文拟对嘉靖至万历初统治系统的自体调节加以探讨,以期从总体上展示明代中后期政治运动的轨迹,填补目前明史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皇帝专制的理性逻辑分析--后战国时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视角

专制与理性之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人们创设专制制度时所运用的理性,人们在专制制度架构中所能运用的理性.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理性化的制度;就后者而言,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我们引出两点结论:一、不能低估皇帝制度所赋予皇帝可能有的理性;二、不能高估官僚制度所赋予官僚可能有的理性.对于皇帝个人的自由意志来说,官僚集团并不能构成一种统一的集体意志.     

皇帝专制的理性逻辑分析——后战国时代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视角

专制与理性之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人们创设专制制度时所运用的理性,人们在专制制度架构中所能运用的理性。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理性化的制度;就后者而言,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我们引出两点结论:一、不能低估皇帝制度所赋予皇帝可能有的理性;二、不能高估官僚制度所赋予官僚可能有的理性。对于皇帝个人的自由意志来说,官僚集团并不能构成一种统一的集体意志。     

中国封建王朝监察制度研究

以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和肃整朝仪为主要内容的监察制度,是我国封建官僚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监察制度的主要功能作用是维护皇权,督促各类各级官吏效忠皇室,忠诚贯彻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意图,维护封建秩序,对人民实行统治。其间问题,值得研究。一、历代皇帝对监察制度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于封建王朝来说,其两大支柱是军队和官僚,如果开创新的王朝,主要是靠的军事力量,而巩固统治则主要靠官僚。正因为如此,每个王朝建立后,都十分重视吏治。在封建官僚制度中,基本的两环是选官和监察。选官得当,封建统治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组织保证;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明孝宗美政与“大礼议”之关系述论

由于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美政颇多的一位难得贤君,且距明世宗称帝之际为时不远,所以群臣在嘉靖初年"大礼议"时的一边倒多是出于真心实意地思念孝宗美政之情。张璁等人议礼时对反对者极为愤恨,对反对世宗者加以"元恶"、"奸党"、"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等丑诋之词,但这绝非杨廷和等大臣对张璁等异议者有所打压所能彻底造成的。"大礼议"毫无疑问既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权力之争,但也确实有这两种解释所不能涵盖的内容。     

明代中期史研究的新突破--《嘉靖革新研究》读后

田澍教授的《嘉靖革新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于2002年10月出版。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明史 研究,尤其是明代中期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突破。它有 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提出了“嘉靖革新”这一全新的概念,并进 行了全面的阐述。明朝嘉靖时期历来被不少学者视为黑 暗腐朽的时期,皇帝怠政、吏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 这一时期唯一可称道的只是嘉靖初年杨廷和任内阁首辅 时对武宗朝弊端的清除。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 也严重阻碍了学者对嘉靖朝乃至明代中期社会的探讨和 研究。田澍教授在著名史学家蔡美彪先生的精心指…     

唐五代“墨敕”与“斜封”辨

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墨敕的渊源、特点的考察,及对唐代"墨敕斜封"授官现象的辨析,认为皇帝以墨敕授官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历史根源与政治传统,在皇权体制下不可避免。唐五代时期的"墨敕"与"斜封"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墨敕是一种运行于官僚制度之外的诏令文书,"斜封"则是一种封缄文书的通行方法。     

郭朴

郭朴,字质夫,号东野先生。明代安阳人。生于正德六年(1511),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5),谥文简。嘉靖十四年(1555)进士。嘉靖、隆庆之际,官至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大学士称“阁老”,郭朴被人称为“郭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