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张璁与大礼议——大礼议新解

大礼议是影响明代政治走向的重要事件,将大礼议仅仅理解为争论兴献王的尊号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大礼议的核心是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问题,即对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在大礼议中,新科进士张璁以武宗遗诏为利器,打破了杨廷和一手操纵的廷议,并通过合理解读武宗遗诏的文本逻辑和内容,维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挫败了杨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顾世宗继位的实情而强迫世宗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图谋,确保了明代法律的尊严和政治的秩序,并因此开创了嘉隆万改革的新局面。     

明孝宗美政与“大礼议”之关系述论

由于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美政颇多的一位难得贤君,且距明世宗称帝之际为时不远,所以群臣在嘉靖初年"大礼议"时的一边倒多是出于真心实意地思念孝宗美政之情。张璁等人议礼时对反对者极为愤恨,对反对世宗者加以"元恶"、"奸党"、"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等丑诋之词,但这绝非杨廷和等大臣对张璁等异议者有所打压所能彻底造成的。"大礼议"毫无疑问既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权力之争,但也确实有这两种解释所不能涵盖的内容。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衍变、实质与悖谬

“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论调,其终结直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及其变种极具迷惑性,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为此,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及其悖谬。“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     

论鼓舞并非“农耕舞蹈文化”之先河

农耕舞蹈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性的)存在,不应该以某一个具体的舞蹈形式为其唯一性的发端和依托,这样的艺术学划分方式,其本身就存在偏颇与谬误。作为某种舞蹈文化的发端,它更应该以一种舞蹈美学的普遍性特征,映射于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之上的舞蹈现象之中。同时,"鼓"与"舞"的合演,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鼓舞"(舞蹈),我们应该以现代语境和凸现舞蹈艺术本体的学术立场来看待"乐"与"舞"的关系及划分。从种种观点来分析,"鼓舞开农耕舞蹈文化之先河"的论断值得商榷。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唐宋诗之争中的“温柔敦厚”说

本文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宗唐诗话和宗宋诗话对唐诗、宋诗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美观照,就唐诗、宋诗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的差异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发表了许多不乏深刻和独到的诗学见解,既丰富了我国诗歌艺术的理论宝库,又促使了诗歌批评的不断深入、完善。     

嘉靖“议复河套”述略

明代中叶,南倭北虏,为祸孔棘。尤其是自明正统以来,北元蒙古部落入据河套,不时寇掠诸边,成为危害明朝政权的心腹之患。嘉靖二十五年(1546),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条上复套之议,内阁首辅夏言襄赞其事,给予了全力支持,后因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虽然议复河套功亏一篑,赞决其事者又罹杀身之祸,但此一重大事件对明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论郭沫若的文化选择及其“生命底文学”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呈现出不中不西的混合状态。他以动的文化精神为统摄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大幅度的重组。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与他通过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形成的“生命底文学”的诗学观念有着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决定着《女神》的风采与格调。     

“权力寻租”与“制度反腐”

一、“权力寻租”与腐败“权力寻租”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它的倡导者是卜布坎南G·缨尔达尔和A·克鲁格等人。在传统的李嘉图学派的经济租金概念中,租金是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最小值的额外收益。这里说的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是指无论商品价格如何上涨,供给都无法增加的这种生产要素。如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不是一般商品,是有限的、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那么凭借对土地的垄断,就能够得到因涨价而造成的那部分差价收人,即地租。在现代经济学的寻…     

治疆“心药”：“四个认同”

强化“四个认同”教育是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治疆“心药”。新疆应当高度重视“四个认同”教育,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和灵魂,确立“文化育民”的正确导向,自觉维护、不断巩固“四个认同”,使之成为教化社会、引导群众、教育人民、凝聚人心的核心思想,成为维护社会和谐、实现长治久安的精神长城。     

论意识形态权力

通过梳理国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是理论逻辑之必然。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权力既可以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运用意识形态权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可以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功能。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包头方言“圪”头词研究

在包头方言入声字中,有几个入声词头运用非常广泛,其中最为活跃且能产性最高的要属“圪”字。“圪”[ka？]保存了入声喉塞音[-？],作词头可以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和语气词。“圪”由一个表示“墙高”或“高土”的实语素演变为一个词头的虚语素,是与实词虚化有关。从汉语语音发展序列看,包头方言的入声已完成了[-P—t—k...     

“颠倒”：作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核心

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绕不开＂颠倒＂这一核心范畴的,而目前学界对于＂颠倒＂的重视不够,缺乏对于＂颠倒＂的系统阐释。通过阐释马克思意识形态中＂颠倒＂的三重幻境、形成机制和祛除路径等方面,来从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角度对＂颠倒＂的内涵、产生原因、过程、作用、功能等进行批判分析,可以认识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意旨,不仅在于批判和改造旧的意识形态,还在于创造一个新的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