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土司研究的对象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说明其本身是具备称“学”基础的。土司研究的状况,无论是研究的历程,还是当前发展的趋势,都显示出其外在条件臻于成熟。因此,土司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更突显出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     

土司学：发生逻辑、研究指向与建设路径

土司研究逐步融合与渐进深入,土司学应运而生。作为一门专学,学界应当系统建构土司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土司学建构仍需从发生逻辑、研究指向、建设进路三个方面着力。既要避免土司学研究的碎片化,又要反对研究的泛化,同时要兼顾专学理论的系统化,这是建构土司学不可绕过的驿站。土司学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其讨论并未尘埃落定。广大学者不遗余力地推动土司学的建构,2014年8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整合了土司研究的人员、资源和机构。《中国土司学导论》一书的付梓,是土司学建构的开创之举。土司学论纲、土司词典等系统性的关于土司学的研究,应成为当下学者们的鼎力之向。     

土司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

"中国土司学"作为一门专学,必须在凝炼学科方向、打造学科特色、建设学科队伍、加强科学研究、搭建科研平台等方面着力。只有土司研究学界的专家学者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并使之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才能快速建立起"中国土司学",并使之健康发展,茁壮成长,立于我国学科之林。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元明清时期凉山彝区的土司政策考略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彝区推广土司政策,是历代王朝政策的发展与创新。土司政策其主旨不改其旧以顺俗施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授以彝族土酋之官爵,遵循彝区的社会经济模式,用律法形式,规定了彝族土司的权力和义务,对属民及地方军事的管理与治理,提高了彝族土司的地位,使彝族土司成为传达王朝政令的执行者和地方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土司政策服务于中央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制变迁,军事上的武力驱逐,血腥镇压,使凉山彝区土司的权力边缘化。之后,土司逐渐被新的势力团体黑彝们所取代,土司制度最终走向没落。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夜郎故地土司初探

古代贵州的安顺,是夜郎王统治活动的中心地区。嗣后这里为土司土官所统治,直至解放初期。 近几年来,安顺地区所属各县市陆续发现较为丰富的土司土官历史文物,为研究该地区土官土司的情况,提供了珍贵和可靠的物证。对于已发现的土司土官历史文物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能够更正习称的“安顺历史是以汉族为主”的“正统史”的旧观念,而且对于夜郎研究和振兴安顺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安顺地处黔中腹地,历史上其地理地位十分重要,素有“黔之喉,滇之道”之称,是汉     

论土司学的广博性

“土司学”作为研究土司制度及其相关土司问题的一门专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广博性、现实性,成为称“学”的基础。而土司制度存在时间的长期性与实施地域的广阔性,以及研究领域的宽泛性、资料的丰富性、学科与方法的多元性,共同体现了“土司学”的广博性。正是缘于“土司学”的广博性,促使土司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同时又使之成为一个新起点。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韦东超论者一般认为，中国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特殊的地方政权组织是从元代开始萌芽的，明清两代则是土司制度成熟发展以及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本文所论，主要着眼于广西土司制度。一、关于土流之界元代虽已建立起土司制度，但土司的职名、品...     

壮族土司文化及其旅游开发价值概述--广西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研究之一

当代壮族的聚居区与历史上实行壮族土司制度的区域是一致的.壮族土司文化之歌圩文化、社庙文化、审美文化、建筑文化、山水文化各有特点,可以将其打造成为广西3个旅游文化圈过渡地带中最闪亮的一环.     

清雍正朝乌蒙、镇雄土司“改流”动因考——兼论清朝“改土归流”之实质

雍正朝对乌蒙、镇雄土司的“改流”是在特殊地域与特殊局势下的一次特殊战略决策。其背后的动因是为了清除漠西蒙古对乌蒙、镇雄土司的裹挟,防范西南土司倒戈,威胁清廷统治。与之同时进行的西南其他区域的“改土归流”,是雍正皇帝战略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清廷加强对西南地区直接管理的表现。所以清朝“改土归流”的实质,不是要对西南土司进行大规模裁撤,更非废除土司制度,而是一场军事战略决策与特殊事件引发的对西南地方行政设置的变动。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中国土司学的研究历程、内容及理论构建

"土司学"概念自2009年由成臻铭先生提出后,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土司学研究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土司学研究主要涉及土司的基本概念、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等内容,其理论构建着重在学科理论与学科方法应用上着力。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

清代乾隆朝,两次征伐大、小金川地区。平定土司叛乱之后,在当地驻兵设屯,并将当地藏民改土归屯。这是继乾隆初年黔东南苗区设屯后,又一次大规模兴屯。此事向鲜为学人注意,惟凌纯声先生40年代初在《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一文中略加提及:“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在清朝乾隆年间两次叛变,至四十一年平定大乱,乃取消土司,改土为屯。”然凌先生于屯政兴起之具体情况,未尝详考。此项史实,旧史未备,兹依档案资料,述其兴起之大略。两金川改土归屯,始于乾隆四十一年,然溯其筹议之始,则起于乾隆十二至十四年第     

容美田氏世系事迹述略

土司制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对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一度实行的统治制度。鄂西容美土司,长期为田氏家族所统治,明、清时期尤盛。无论在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文化交流诸方面,均颇具特色,值得探究,而弄清田氏家族之世系及事迹,又是上述诸方面研究之基础。鉴于此,本文拟依据残佚的文献资料,参以平日阅读之所见,加以勾稽排比,以述其大略     

恩施土司城开发经营调查分析

恩施土司城是湖北恩施州城土家族文化的标志性工程,分析其景点的布局和经营情况,认为应从景点建设、经营环境、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提档升级。具体有建设土家风情社区;可组建以土司城为核心资产,以宾馆为配套项目的旅游集团公司,并赋予相应的管理职能,使其打造成为鄂西文化旅游之亮点。     

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兼论金川之役爆发的缘起

自雍正初年,清朝着手在藏东边地重建土司政治秩序,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常规性控制,重点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土司政治新秩序中建构起来的中央王朝与土司地方的新型政治关系,同嘉绒土司历史上固有的政治传统存有相悖之处。当新秩序深入嘉绒地方后,土司立足于传统的政治观念选择接纳或抵制。基于此,金川之役缘起的阐释应置于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双重视角及其相互关系的长时段演变中重新思考。     

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