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     

实用主义法律观之检讨

实用主义法律观未能客观地反映司法运行规律，没有全面地把握司法的运作过程，没有认真对待判决失去社会效果的复杂性，因此夸大了法条主义的缺陷、低估了法条主义的自我完善能力。实用主义法律观忽略了“平等”这一现代中国社会的普遍价值共识，不仅使实用主义变得盲目、不确定和无原则，也使其忘掉了“法律之治”这一法治的核心要求，收获的是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代价则是法治自身。对此代价，实用主义自身无法避免，这是它把法律的实用性提升为理论基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从“沉淀成本”角度谈我国农业工业化的财税对策

工业化不仅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推进工业化整体进程，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由于农业投资沉淀成本的存在，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农业工业化的进程。本文根据我国农业工业化进程中财税政策的现状，以降低沉淀成本为突破口，从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的角度，提出了促进农业工业化发展的对策。     

财税行为构建论纲

财税行为是财税主体实施的,能够产生财税法律效果,且需要财税法进行评价的行为.从主体上看,它涉及国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行为,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它包括财税执法行为和财税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为;从范围上看,它涵盖财政基本行为、收入行为、支出行为和管理行为,但不纳入财政监督行为.经由“主体-行为”范式,财税行为可以提炼出“决策行为-对策行为”的基本类型,前者指决策主体依法作出和执行财政决策的行为,后者指对策主体参与财政决策和应对法律规定的行为.决策行为和对策行为都需要接受法律评价,但二者在评价标准、重点及后果上存有不同.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财政税收是政府经济调控的基本手段.我国财政支出体制的改革一直滞后于财政收入体制的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更具紧迫性.公共财政体制不仅要完善分税制下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财政支出效益考评机制、法律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强化预算的法律约束,健全公共财政职能;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税收体系,规范包括非税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管理;从而建立以市场化、法治化和公共性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财税法律体系,推进财税法治建设,有效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     

整体主义视角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耕地保护法治建设

基于整体主义视角，提出中国耕地保护法治建设应遵循中央关于耕地保护的政策变迁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导思想，实现从“碎片化法治”向“整体性法治”、从“概念冲突模糊”向“概念统一明确”、从“单一加强执法力度”向“综合反应耕地功能”、从“强化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向“注重多元主体共责”、从“完善静态实体性规范”向“强化动态程序性规范”的思路转变，立足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常态化，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重塑耕地保护法治理念，推动耕地保护立法系统化、综合化。2022年9月公布的《耕地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耕地保护从“零散立法”向“整体性立法”转变迈出了代表性一步。     

依法治国必须弘扬正义法精神

由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到依法治市 (县、乡 )的全面依法治理 ,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型。然而 ,由于对法治精神与原则把握和贯彻上的误区和障碍 ,却出现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懈怠主义倾向 ,使依法治理严重偏离法治目标。为此 ,必须对法治条件下的正义法精神予以重申和弘扬。这种体现时代要求的正义法精神 ,在价值导向上 ,以自由和平等为至上关怀 ;在规范形式上 ,以权利本位为基本模式取向 ;在制度理想上 ,以民主化法制为目标追求。只有弘扬正义法精神 ,才能克服依法治理过程中的不良倾向而使其沿着正确轨道走向法治 ,也才能实现法律规范体系与法的时代精神的耦合 ,从而建立起内在自觉、普遍有效的理性法治秩序 ,推动法治国家早日建立     

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自主创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小企业竞争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受各种制度、体制和内在障碍因素的影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而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又比较分散、政策手段比较单一,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制定有效的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成为政府的首选。     

从管理主义到宪政主义的公共行政学——对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检视与设想

已出版的公共行政学教材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学三种编著体例，这三种体例均是以管理主义为取向的。过度的管理主义取向忽略了中国的行政生态。实现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本土化必须认真审视中国公共行政的语境，建构基于中国宪政主义的公共行政学教材。     

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路径

对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公法发展的趋势。从权利的生成角度看,公民福利权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权利实施路径看,法治成为公民福利权保障的主要方式体现在三个层面:宪法为公民福利权提供最高法依据,代议机关以立法形成权将公民福利权内容具体化,司法机关为公民福利权展开适度审查救济。我国公民福利权在权利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法治实施机制上尚存诸多问题,宪法层面也未确认公民福利权保障理念,立法机关对福利权的回应机制还不健全,健全与完善公民福利权保障制度应加快民主法治进程,从宪法上确立福利权规范,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在公民福利权立法与监督上的作用,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咨询、合作等谨慎而灵活的方法来促进公民福利权的实现。     

环境法的体系理念与法治主义的实质化

1993年制订的日本环境法,其保护对象存在着生活环境以及地球（自然）环境的二元性。本文从“法治主义”与其实质化的学说史出发,首先指出文中的“法治主义”是用于对比德国的“法治国家”与英国的“法支配”的概念,后两者是基于历史演化立足于现实制度而形成的历史性概念。其次,论及“法治国家”在从“形式上”向“实质上”的转换过程中,解释该转换是以确保基本人权的保障为目的,并将两者进行有机联系。再者,概观日本环境法的发展及其体系,环境基本法融合了公害对策立法与自然保护立法,同时环境基本法也是自然环境保护法的上位法。,最后,将其与围绕法治主义的学说史联系起来,透过环境法目的理论这一侧面的论证,谋求生活环境与地球（自然）环境的结合,寻获关于日本环境法政策上的新展望。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家族主义下的日本社会救助制度述评

日本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在东方儒家"家族主义"与西方"民主主义"的碰撞和妥协中构建的,其遵循明确国家责任、无差别平等、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原则.体现着家族主义及其儒学渊源.依靠这一以家族主义为基石构建的社会救助制度,加上多元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 日本实现了保障国民维持健康且文明的最低限度生活权利的社会救助目标.     

中国体育法治中的父爱主义——《体育法》中法律父爱主义生成逻辑

"权利论"历来是中国体育法制最受欢迎立法理念,但"父爱论"的理论构建基础凸显着科学性、人文性,因此中国体育法治中仍需坚持父爱主义的立法理念。在中国《体育法》中,由国家干预的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是法律硬父爱主义的适用,而部分的学校体育法便是法律软父爱主义理念的运用结果。在理论上,法律父爱主义承袭的是父爱主义理论逻辑,即通过一定程度限制措施以保护"弱而愚"之人,并在道德诉求下寻求一种允诺行为自由与严格规制之间所达成某种适当立法平衡的理念,因而在体育立法过程有其自在的自为逻辑。     

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现状、问题及建议

财税金融是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基于政策工具—创新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剖析，结果显示：第一，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兼顾三类政策工具和三大创新环节，但侧重于使用环境侧政策工具，且集中于创新过程的前端与中端；第二，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存在着针对性不强、支撑力不足、保障度不高等问题。结合发达国家财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即完善财政制度，强化资金引导作用；推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优化税收政策，加强税收优惠力度。     

论中国民事诉讼模式—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透过比较研究中日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理论含义做出论述，针对当前我国围绕民事诉讼模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职权探知主义和辩论主义在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中的位置、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的区别、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现状、确定民事诉讼模式的根据等。最后提出结论：中国民事诉讼中有关人身关系的诉讼采用现有的职权探知主义；有关财产的诉讼，采用缓和的辩论主义。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目前财税体制中存在着财力不足、债务增长过快、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管理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税制,加快费改税,改革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推进财政法制建设,适度举债防范财政风险等.     

宪政的法哲学分析

宪政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结晶。回顾宪政的历史发展过程,宪政的思想渊源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宪政的制度构建离不开民主、法治和人权理论及实践;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立对宪政理念及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从法哲学的视角出发,以上问题分别构成了宪政发展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特别是从法哲学角度的分析,能够为宪政问题的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     

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德国的经验及其启示

德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既保留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本特征,又深受人权保障原则影响。审前程序中,检察官和警察享有鉴定启动权;当鉴定可能干涉公民基本权利时,采取法官保留;当事人有权自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审判程序中,法官有依职权或申请启动鉴定的权力;在特殊情形下,法官必须启动司法鉴定;当事人既可以申请法官启动鉴定,又可以自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中国可借鉴德国的经验,赋予当事人鉴定启动权、保留控方启动鉴定权和限制法官启动鉴定权、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和特殊情形下的强制鉴定制度。     

能动司法背景下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当前提倡能动司法的背景下,该制度对于能动司法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能动司法在客观上要求加强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同时,释明权制度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