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几种早期《诗经》注文的比较研究

一、比较的范围与重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的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公元前1066—前305)约五百多年间的诗作。到西汉初,由于时代的迁移,语言的演变,《诗经》中很多词语、掌故在一般人眼中已难以理解,于是出现了讲解、注释《诗经》的各个学派,相继产生了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诗。前三家的著作在六朝前已基本亡佚,仅存《韩诗外传》;毛诗则全部保存、传留至今。     

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原因考略

汉代解《诗》者,最早有齐、鲁、韩三家,时称今文三家诗,其后毛诗转出,为古文毛诗。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大行天下。本文试从今古文之争、学术政治化和四家诗的融合、毛诗研究体系的系统化等诸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而探索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对于研究历代尤其是《诗经》汉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戴震《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比较

《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分别为戴震早年以及中晚年治诗作品,二者相较可以发现,戴震前后诗说大同小异:二者均遵循“思无邪”宗旨,以铺陈诗教的思想说诗,诗说中的契合处颇多;在摆脱旧说附会、关注三家诗以及整饬行文上,《杲溪诗经补注》比《毛诗补传》更显得成熟。戴震与朱熹均有不同时期的治诗作品,戴震治诗思想的一贯性与朱熹治诗思想的反差性,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诗学背景。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摘要：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诗经》文本所用“从女”字来源文献考

研究《诗经》文本所用文字的来源和异同,对于理解今古文《诗》学之争的诱因及过程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现有文献来看,39个《毛诗》文本所用"从女"字中的21个最早见于商代文献,8个最早见于周秦文献,10个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文字。"三家诗"异文所用18个"从女"字中的3个最早见于商代文献,2个最早见于周秦文献,13个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文字。"三家诗"异文多用"今字",《毛诗》多用"古字",亦间用"今字"。     

徐璈《诗经广诂》考论

清代嘉、道间桐城文士徐璈有两部重要的诗学著述,即《诗经广诂》与《桐旧集》,前者为其治三家《诗》的成果,后者则为桐城诗人总集,二者辅成相弼,共成其诗学思想。徐氏曾与桐城诗学家马瑞辰、光聪谐参加京师万柳堂公祭郑玄活动,然其治《诗》则以主"三家诗"而与马氏(马宗琏、马瑞辰)"毛诗学"并为桐城诗学两大宗。由于徐氏解《诗》秉承桐城学术,所以最为推重钱澄之《田间诗学》,对桐城诸家如方苞、姚范、姚鼐、叶酉的论《诗》语也多有引述。而予"三家诗"之阐发,《广诂》则以明源流、博引证、重考述为特征,并通过引史明礼与章句释义,彰显其辑考成就与经世致用思想,从而具有树立经典的诗学传统意义。     

汉四家著录《诗经》异字浅说

本文着重探讨毛诗与三家诗用字差异及其原因．认为差异主要表现为通用字的不同、假借字与本字的不同、异体字的不同、古字与今字的不同,而诸种“不同”主要由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字在写法上的不同所致,很少由于时间迁移造成同一文字的变化所致,因而四家诗文字基本上无古文与今文之别．毛诗号称“古文”是因为后人对它的解释有别于对三家诗的解释．毛诗与三家诗的文字差异体现出民间《诗》与官方《诗》的区别．毛诗多假借字应是一种缺陷,三家许多用正字则反映出时代要求,是一种进步．     

多维视角观照下《诗经》研究的新收获——评刘精盛博士《诗经通释》

自汉以降,解释《诗经》、研究《诗经》者代不乏人。有清以来,人才辈出,名家蜂起,著作汗牛充栋,灼见丰赡,蔚为大观。毛《传》、郑《笺》、孔《疏》、《尔雅》、《说文》固为解诗之本,而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陈奂《诗毛氏传疏》、方     

三国时期《诗经》学者著述叙录及其启示

比较全面地分类叙录三国时期有关《诗经》的学者和著述,进而指出:《诗经》在三国时期一直受到重视;鲁、齐、韩三家《诗》继续衰退,《毛诗》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当时《诗经》的传播,主要依靠学校、家学和师法三种途径;前期,荆州是中心,后期则转移到曹魏统治的北方;王肃的《诗经》学在当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并没有完全取代郑学;三国的《诗经》学有义理方面的探求,但重点仍在用解经的方法作训诂,还没有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