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定位的四个维度

从战略选择的高度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定位体现在四个维度:顺应中国国家权力运行从国家专政、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发展的历史趋势;回应现实挑战,确保在中国共产党统领格局下多元主体有序的协同治理,化解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之间的紧张性,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立足全球视野,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内部基础;优化治权,重构执政合法性,从经济绩效合法性转向治理有效合法性。     

构建合法性维度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发展与完善政府绩效成果考核评价体系是在客观认识国家治理状况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为背景,从合法性的制度维度、有效维度、参与治理维度、治理多元维度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存在的绩效评估目标设定偏差、指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足、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从利益整合、大数据支撑、扩大公众参与、建立制度化的操作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使其真正成为政府治理行为有效性与否的"晴雨表"。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建设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修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邓小平从意识形态、政府治理绩效和制度规范等层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党的群众路线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在农村的实践是薄弱环节和难点所在,因而更具研究价值。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使党的群众路线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证研究发现,党的群众路线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就是政治社会化路径下的农村社会整合与农民公共精神培育。党的群众路线在农村的实践,有利于解决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紧迫性公共问题,是对村庄治理体系的变革。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获取策略研究

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重要的伙伴是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新进入乡村的社会组织要嵌入地方权力与社会结构并有效发挥影响需要获得合法性认同。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考察,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主要有规制合法性、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JP2]以认知合法性获取最为重要也难度最大。社会组织需要综合采取适应型策略、选择型策略、操控型策略来获取合法性认同,未来合法性获取仍面临制度和能力挑战。因此,政府要从主体价值认可的角度给予社会组织合法性获取更多的支持,社会组织则要将合法性获取策略和治理行动策略有机结合,重塑行动路径。[JP]     

党的群众路线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乡村治理的视角

乡村治理是富于群众性的实践场域,也是考察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切口。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群众路线贯彻至引领乡村治理变迁的历史谱系中。一方面,历经探索形成、曲折发展、制度重塑及调适完善四个历史阶段,群众路线的乡土实践已日臻成熟,凝结为深厚党群关系的关键政治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保证内在结构的均衡配置、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水平以及切合社会保存的底蕴特征,群众路线的历史演进也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党稳固执政根基的重要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群众路线仍需因循时代任务与治理环境的变动而灵活调整,切实融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中。     

坚持群众路线与推进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协商,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治理三维场域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力解析

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政府-社会"的三维结构。作为国家治理领导性主体,中国共产党在三维场域的制度执行力决定制度优势所转化的实际治理效能。在政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打造国家治理体系;在政府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则能够有效落实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国家治理基础。     

地方政府形象危机与重塑--以公共危机为分析视点

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过程中的形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合法性问题讨论已成为当下常见的现象.本文主要探讨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过程中的形象危机,并从机理上分析其原因,从而论证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形象重塑以及路径选择,这对地方政府加强公共危机管理,提升治理能力,增强地方政府的权威性,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以农民工保护政策执行为例

文章从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分析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执行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制度结构决定了农民工保护仍然是以基层政府治理为主导的,但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受到了削弱,以局部效率作为制度逻辑的地方治理面临着转型的困扰.国家与农民工之间的隐含联盟这一政治过程正在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地方治理结构中,并逐渐削弱着已有的制度逻辑.     

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

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当前乡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当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以取代原有的“潜规则”,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性改造。     

论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方式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治理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安排,同时也是支撑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柱石。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见于宪法之首尾:宪法序言作为宪法文本的开端,主要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历史规律的建构,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宪法第四章作为宪法文本的结尾,主要是以符号叙事的方式,通过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对民众的精神感召、心理感召,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学理论中,见于宪法文本的首尾两个部分对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财政下乡:现代国家的基层财政建设

财政下乡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基本命题。文章基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在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总结了基层财政转型的三种模式,即汲取—政府强制模式、积累—政社一体模式、惠农—政府自主模式,打破了学界对财政转型的线性思考,即从税收国家走向预算国家的欧洲经验。我国基层财政建设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预算制度,必须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宏观框架下,对财政合法性建设给予历史的、具体的理解。基层财政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公众参与,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重新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综合体现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综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群众路线视角的探析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国家政权根基的稳固。基于政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基层治理中群众性缺乏的困境,运用群众路线的分析视角,剖析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实现路径与机制。通过对陕西省石泉县“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运行的研究表明:基层党组织为破解悬浮化的困境,聚焦和回应基层群众需求,构建了党组织统揽全局、跨部门协同、群众共治的治理结构,通过自下而上地收集与界定问题来启动治理流程,建立以有效回应和群众参与为导向的基层治理机制,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治理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的有效互动,推进了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回应和参与为导向,以群众路线制度为载体,充分将党的基层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共同体。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讨论常常充满着困惑,因为学界从未建立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适当的分类标准。本文认为,界定合法性概念对全球治理机制十分重要,合法性的评估不能简化为对自利的探讨,正义性与合法性应该区别对待。本文着重探讨全球治理机制合法化的充要条件,即所谓的复合标准。这种标准要求确保民主国家对问责渠道达成一致,包含三种独立的合法性评估标准(可接受的最低道德标准、相对获益和完整性),以及应对实际和规范不确定性的有效认知方法。机制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其中监督和批评全球治理机制运作的外部代理人对机制持续的合法性非常重要。此外,尽管民主价值观念对合法性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层级的某些程序在全球层级也同样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