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的非道德性

从法律的公共道德性看,人权的道德性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体现出来,离开法律判断,人权的道德性不具有公共性。而在法律制度下,人权价值的取舍不完全受制于公共道德的要求,还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自由目标等本体论、认识论等因素的制约,所以,人权的正当性不完全来自于道德评价,人权也具有非道德性。人权的非道德性主要是强调人权的正当性应当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视角来考察。人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素的制约,人权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权离不开道德评价,但是,人权价值背后的利益冲突导致人权的价值取舍不完全受制于道德要求,人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考察人权的正当性基础应当关注人权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权的道德基础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人权的规范要求上,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来考察人权的特性,需要重视人权所追求的人格利益在现实中可以得到制度保障的实际状况和程度。人权性质过于主观化不利于人权事业的发展。     

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

如果对西方的现代人权理论作一番历史考察 ,就可以发现现代人权论的哲学基础是儒家哲学的人性伦理或德性伦理。由儒家的德性伦理转化成普遍化的人权伦理经历了八个步骤。以此为基础 ,考察现代西方人权、民主思想之根源与发展 ,就可以确定西方 17— 18世纪的人权思想实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我们论述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 ,离不开儒家人性论、德性论这个起点。据此 ,应重新认识儒家德性伦理之发展动力与人性社会思想 ,并应以全球的眼光来掌握儒家思想丰富的资源 ,同时面对当前人类的处境 ,建立一套具有人性伦理内涵的包括整体伦理、经济伦理、民主伦理、教育伦理和科技伦理在内的现代人权伦理 ,以此解决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社会问题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可分吗?——重新审视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能否区分,是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在1757年版《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补写了一个“著者说明”来强调该区分的重要性。但是,在围绕政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这种区分并不清晰,似乎只是他回应批评的一种修辞策略。然而,如果跳出政体论的局限,从更一般的道德哲学来看,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区分在孟德斯鸠那里是可以成立的。他认为,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政治德性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而道德德性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化。在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区分的背后,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些新的道德原则,从而在西方德性思想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     

试论二程性理合一的道德学说

性理合一是二程伦理哲学的重要特征。由性理合一至天命之性,二程将传统儒学的人性论上升为本体论。将性善论与人性二重说结合,二程既论述了人性本善的宇宙本体之源,又阐发了实际存在的人与生俱来的善恶二重性。相对孔子而言,同思孟学派一样,二程表现了较多的平民意识和平等观念。以人性为依据,二程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人性,至今依然可取的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二程的性理合一的道德学说,为儒家伦理道德他律和自律的统一提供了新的哲学根据     

人权的道德化及其根源、影响——析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

人权在近代中国更多被界定为一个道德范畴而非法学概念,依照道德方式建构人权是阻碍近代中国人权实践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道德"真理化"的模式是道德化人权形成的文化根源.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是透视上述观点的典型个案文本,分析此书有益于理解近代中国人权观念特性并有助于推进当下中国人权文化建设事业.     

“理性人权”与“传统人道”之博弈——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问题探析

针对目前安乐死分类的中义和狭义之说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指出应将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和无选择安乐死两大类。在有明确分类的前提下,对自愿安乐死合法化、无选择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应给予肯定,这是权利自由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我们不能用绝症患者的痛苦来成全我们的＂善良＂和＂人道＂,也不能将医学的进步建立在绝症病人的痛苦之上。＂传统人道＂应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向＂理性人权＂方向迈进。同时,法律也应支持和疾病斗争到底的选择。     

论法律上的防卫权——人权角度的观察

本文将“法律上的防卫权”界定为“通过法律实现防卫的权利”和“在法律上防卫的权利” ,认为法律上的防卫权由获得公正的公开的和及时的审判的权利、对席辩论权、程序抗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组成 ,阐述了法律上的防卫权与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的关系 ,并就法律上的防卫权分析了中国法的现行制度设计。     

道德为"生命的和谐"——论梁漱溟的道德思想

梁漱溟从生命与道德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道德问题,把道德界定为"生命的和谐,人生的艺术".梁氏不但诠释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还论证了道德的群体性──道德义务的问题.他区分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不同道德境界:一时一地的道德只是世俗的道德,而以人性为根据、体现生命本性的方为"道德之真".为中国伦理学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     

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伦理学史新论

伦理学史不仅仅是伦理学的学说史。它是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是人类追寻现实世界中完满和谐关系的历史,是人权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意识内在逻辑发展的历史。从上述四个方面追寻伦理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标示出的人类道德意识的进步,将使我们对伦理学史的研究有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对伦理学史本身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

鲍曼是继迪尔凯姆之后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道德空间是其后现代道德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事实,原于人为建造的认知、美学和道德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旁落,由此造成了伦理时代走向终结;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返魅"带来了重新面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机会,对他者负责、走向无伦理的道德自治才是重建后现代道德空间的基础。     

从自然主义道德论到道德形而上学——论牟宗三的易学思想

牟宗三的易学研究可分为早期和中后期两个大的阶段,早期著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以新实在论、数理逻辑结合胡煦、焦循的象数易学解读《周易》,阐发了自然哲学和自然主义道德论,力图匡正与补救因高度意识形态化禁锢了人的本性的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后期,面对物质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泛滥,寻求人类的终极关怀,创立道德形而上学,其易学成为这一体系的构成部分。两个时期虽有显著的不同,但寻找道德实践的哲学根据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个人正当权利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以民权、人权概念运演为例

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后,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一方面对权利概念内涵的个人要素有所体认,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与修正,最终没有形成西方以个人为正当的权利理论而是倾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共同构建权利正当基础。近代民权与人权概念的运用、演变及交锋集中反映了近代国人对权利正当性的思考。近代中国权利正当理论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权利文化特性、推动权利事业发展。     

个人正当权利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以民权、人权概念运演为例

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后,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一方面对权利概念内涵的个人要素有所体认,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与修正,最终没有形成西方以个人为正当的权利理论而是倾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共同构建权利正当基础.近代民权与人权概念的运用、演变及交锋集中反映了近代国人对权利正当性的思考.近代中国权利正当理论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权利文化特性、推动权利事业发展.     

“超善恶”:走向“道德以外的时代”——尼采道德思想新探

尼采把超善恶视为社会实现由“道德时代”向“道德以外时代”迈进的唯一途径。它四层含义 :从上帝走向人自身 ;从理性走向非理性 ;从他者的解释走向自我的叙述 ;从重善恶走向超善恶     

村庄转型的道德基石——论新农村建设中集体主义原则的时代价值

和谐农村社会是村庄转型的预期目标,其实现需要社会各种资源的整合,村民道德培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支撑。道德,作为一种重构村庄社会的“隐性或者软性力量”,会使村民在思维、认知、行为选择等方面产生协调,从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有力地保障并推进村庄转型的正向变迁进程。     

道德的逻辑发展与法的道德性——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

黑格尔法哲学中的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道德的逻辑发展十分重要.故意和责任、意图和福利、善和良心是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恶与善相对立而存在.恶意的客观表现是恶行,违法和犯罪是恶行的表现形式.黑格尔没有解决"不法行为是否就是不道德行为".而法和道德的关系既相异,又相通,并且,法自身也具有道德性.     

从价值论视角追问道德选择的哲学依据——评王敬华的《道德选择研究》

所谓道德选择,指的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及其认识,在多种可能的道德行为方式中,自学地抉择自己行为方式的一种精神活动.     

法律与道德的分立是否可能——哈贝马斯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批评与突破

作为和自然法学派对立的法学思潮,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以合法律性论证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坚决地将法律规范设计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尽管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是存有严重的缺陷.哈贝马斯在考察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对其作出了中肯的批评,试图通过他的商谈理论解决法律规范的有效性问题,并从合法有效性的角度,论述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观点.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哈贝马斯的商谈视角

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证是在他的商谈原则框架下做出的。虽然哈贝马斯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是继承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而非道德优先于法律的道德基础主义。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商谈原则的平行关系而非法律以道德为基础的等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