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推定的适用范围、条件与效力

近年来,由于对推定的研究缺乏深入,理论和实务上存在着将推定的适用范围不当扩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刑事诉讼中尤其突出。然而,刑事诉讼＂公权行使＂的性质,决定了推定在刑事诉讼中应慎重适用。刑事诉讼中法律推定的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事实推定则应禁止适用。刑事推定的程序效力在于缓解证明困难和推进证明过程,实体效力在于增加证明对象和对证明责任产生影响。     

立法规范刑事推定的必要性及其规则设计探析

目前我国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罪问题主要用刑事推定的办法,但刑事推定的过程中往往存在随意性和标准不一,容易出现错误认定,造成错案,不利于准确打击犯罪和保护社会法益,损害法律权威,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刑事推定的立法规范极其必要。必须尽快认真研究、设计并确立刑事推定的总原则、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     

论明知的推定

犯罪明知是嫌疑人的内心状态,是难以用证据证明的。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大都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明知的推定有助于解决案件证明环节上的困难,有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对推动刑事司法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刑事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辩方的证伪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结合的过程。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及其出路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贯彻刑事优先原则,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身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彻底消除其弊端,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在此之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克服其技术性缺陷。     

刑事承认的生成逻辑、结构诠释和解释路径

刑事承认中的权利处分理念存在三重逻辑：在政治逻辑上是对党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国“无讼”“和谐”等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在理论逻辑上是对权利之可选择性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落实。受本土文化和新时代司法公正观的影响，刑事承认的内核为“推定刑事承认为真实”,呈现出“窄入口”“强效力”和“窄出口”结构。该结构决定了刑事承认的进入机制较为严格：在程序要件上受承认能力、意思表示和承认场域的约束；在实体要件上以存在事实基础和其他证据为内容。刑事承认的“强效力”表现为推进诉讼证明进程，并由此催生提高诉讼效率及减少审前羁押之衍生效力。此外，刑事承认的退出机制受到严格限制，仅包括以“意思表示不自由”为中心的撤销机制和以“尊重客观事实”“合理处分”为中心的推翻机制。     

情理推断与刑事推定的理论界分

情理推断和刑事推定均建立在一定的犯罪事实认定错误风险之上,后者基于刑事政策的明确要求,前者实际仍潜藏着刑事政策因素的影响。情理推断的关键要素是“情理”的真实性得到犯罪事实认定者的一致认可。与情理推断不同,刑事推定的刑事政策考量已经超出犯罪事实认定者自由裁量范围,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特定犯罪事实适用刑事推定,不必然导致真正罪犯被放纵和导致司法权力滥用、专横的问题。被指控方通过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或证据线索的方法阻却刑事推定,在责任性质上不同于证明责任中的“动摇责任”。如果被指控方因为具体刑事诉讼制度的限制而缺乏自行收集证据的条件和能力,即便其对于提出辩解事实主张和证据或证据线索具有相对便利性或专属性,收集和出示相关证据的责任也不应当转移至被指控方。     

论老年犯罪人处遇——基于刑事政策的维度

老年犯罪人处遇应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学角度探讨老年犯罪人处遇,不仅是刑事实体问题,也是刑事程序问题。然而,国内已有研究偏向从刑事实体角度分析老年犯罪人问题,却疏于从刑事程序角度讨论,因而难以有效回应实践。从刑事程序视野探索老年犯罪人处遇问题,借鉴域外老年犯罪人处遇研究经验,有助于完善我国老年犯罪人处遇制度。     

“流浪猫案”裁判的逻辑批判——以证明规则为视角

对引起巨大争议的"流浪猫案"的解读存在多重视角。从证据法角度而言,本案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认识存在不足,同时对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把握也存在偏差,并且对争议颇大的"按比例判决"理解也有待矫正。这都极大地削弱了判决的说服力和实质上的妥当性。在民事诉讼自由心证主义原则下,我们应当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严格把握对经验法则的界定,同时正确处理事实推定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在程序正当的前提之下,实现判决结果的实体公正。     

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文章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保障功能,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运作,保障了被指控人的主体参与者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法官中立和程序自治,从而促成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展开,完善了控辩对抗机制,通过对抗揭发案件真相,并提供多样化的法律选择,从而最终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论刑事和解的实体法构建

基于实体与程序的一般关系、刑事和解的实体法缺位、刑法解释的张力不足以及实体方面的研究薄弱,必须转换视角,从程序转向实体。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定位路径存在责任中心与量刑中心之争,可依据能否发挥刑事和解的刑罚宽缓化功能、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大小以及是否与程序法相衔接等标准进行选择。应在刑法中确立刑事和解的法定量刑情节地位,并对刑事和解内涵、从宽处罚功能等进行完善。刑事和解全面入“刑”,对于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良性互动、推进刑事和解良性运作意义重大。     

论推定与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推定问题研究较少,立法上的规定也较粗略,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审判者操作的困难。推定可以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在各种推定形式的功能上,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引起证据责任的转移。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在此功能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前者能够转移证明责任;而后者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强制性的事实推定可以转移证明责任,允许性的事实推定则只能转移提供证据责任。     

论民事诉讼中的推定制度

推定是证据法的重要制度,它对于现实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和解决证明中的困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有必要在民事诉讼中加强推定制度的适用。通过重新审视推定的构成要件及其适用规则,以完善我国的民事推定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的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

:辩护权是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权利,辩方可以从被追诉者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方面进行辩护,也可以从公检法机关的违法诉讼行为方面进行辩护,前者是实体辩护,后者是程序辩护.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都是辩护,但却是不同类型的辩护,所以,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之间必然存在很多区别与联系.纵观我国,实体辩护总是凌驾于程序辩护之上.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程序辩护不重要,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程序辩护没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对之重视程度不够.程序辩护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应当与实体辩护在刑事辩护制度中比翼双飞.鉴于我国的现状,我国应在理念、立法和实践方面进行完善.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保护性制度的法理探讨

精神病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理应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和保护。虽然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特别程序,但是相关制度还不是很健全。法治国家与人权保障是设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保护性制度的价值缘起,医疗救助与社会防卫是设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保护性制度的内在逻辑,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应建立鉴定留置和缺席审判两项保护性制度以保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刑事速裁程序价值的理论阐释与冲突衡平

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刑事速裁程序。价值问题是刑事速裁程序的理论基础问题。效率价值、程序公正价值及实体公正价值构成了刑事速裁程序的多元价值体系。审前程序的整合、审判程序的简化以及诉讼期限的缩短是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充分尊重以及诉讼当事人的实质参与是程序公正价值的具体表现。控辩双方不可围绕特定罪名进行协商以及量刑协商不可突破法定范围则是该程序实体公正价值的具体表现。然而,在多元的价值体系中,价值与价值之间难免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为了实现刑事速裁程序的三种价值,尽量避免价值之间的冲突,应当树立效率价值优先原则以及保障最低限度公正价值原则,以保障该程序在新的立法体系中更为顺畅地运行。     

论宪法刑事程序人权的几个基本问题

宪法化的刑事程序人权,其享有主体是一国之内的每个人;其权利内容主要包括无罪推定权、不受非法强制处分权、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保释权、公正审判权等;其价值在于防止刑事程序权力的滥用。此外,宪法刑事程序人权与实体人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宪法基本人权体系。     

程序抑或实体：刑事追缴的审视及性质厘定

我国刑法对刑事追缴的简略性规定,衍生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追缴是程序措施还是实体处分的内生性困惑,尤其是违法所得与被害人合法财产存在交集时,致使同一财产可能遭遇重复评价。这些问题使得刑事追缴视为实体处分更加疑窦重重,有必要对其重新审视和厘定。理顺追缴与返还、没收之间的关系,统一法律规范之间的术语,将便利司法协助纳入考虑,回应财产权保护的程序需求,将追缴性质定位为保障刑事涉案财物实体处分实施的对物程序,为剥夺不法财产、维护公民财产权利以及恢复正当财产秩序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发挥程序本身保证权力规范化运行,防范公民财产权利遭遇公权力过度限制的独立价值,可实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协调的最佳诉讼效果。     

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

近年来的刑事再审司法实践表明,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设计不合理,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与程序要求不具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时效及次数未做限制,等等。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原理以及利益衡量原则,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问题和不足,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下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衡平,突出程序公正前提下兼顾实体公正,优先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不可偏废诉讼效率,坚持以法律事实支持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完善过程中,要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申诉权的同时,取消法院刑事再审提起权;明确和具体界定刑事再审提起事由;限制刑事再审提起期间及次数;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排除"疑罪从轻"裁判。     

单行综合性刑事立法研究论纲——以寻求弄法与刑事诉讼法最佳结合点为视角

随着新型犯罪的不断出现,刑法典与刑事诉讼法典在指引功能发挥和犯罪处理方面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各种犯罪事实难以认定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与单一法典化的缺陷和弊端不无关系.为此,必须依据各类新型复杂犯罪,通过单行综合刑事立法方法,细化刑事实体规范,把刑事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对个罪或类罪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