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清远史学初探

鞠清远是20世纪30年代有重要开拓性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他既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又不忽视理论与方法,在治史风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鞠清远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诸多领域内颇有建树,尤精研于唐宋经济史,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

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应客观评价罗章龙的经济史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史学原论》是第一部概论性的经济史学论著,它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原论》提出的“史型论”,是经济史学界较早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纪念李剑农逝世40周年

吕希安·波亚主编 ,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 1 991年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一书 ,收录 1 80 0年以来各国大史学家 6 6 4人 ,其中中国 1 4人 ,李剑农是 1 4人之一。李剑农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 :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 ,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 ;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 ,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 ,足资后学借鉴     

中国经济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 2 0世纪初 ,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 ,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 ,一方面 ,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 ,外国人 ,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 ;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 ;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 ;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及其反思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首倡者。在中西文化冲撞与融会的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是其起点,而他对史学"科学化"的反思,正是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点

中国经济史学在新世纪里应当有新的、突破性的发展 ,关键之一在于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 ,即开拓新的、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的培育离不开历史与现实两片土地。改革开放以来 ,在现实变革需求的有力推动下 ,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 ,新的生长点已经破土而出。为确保生长点的顺畅成长 ,理论与方法创新是其关键 ,追求的目标应是中国经济史学的本土化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以近代史学期刊为视角的考察

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报刊创办之初开始,史学研究便在这一新型媒介上初现端倪。五四运动前后,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雏形,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大量史学类期刊的创办为标志,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正式确立,史学研究也由此表现出和传统史学不同的特点: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史学研究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密切。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史学活动与社会结合的意义－ 读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考察，以事实说明了史学与社会有没有关系和史学对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强调史学家应该具有关注社会的治史宗旨；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