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蒙古学家对蒙古语言的研究

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俄国,对蒙古语言的研究就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俄国科学界居于领先地位。出版蒙古语语法和蒙古语辞典,搜集并出版抄本、木刻本和民间口头创作著作,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俄国蒙古学代表人物的劳动成果。十月革命为研究蒙古语言和蒙古方言提供了新的动力。     

《黑桃皇后》与19世纪初俄国社会转型

<黑桃皇后>创作于1833年.过去,人们大多从技巧层面对它进行评价,而对它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却有所忽视.普希金生活的时代正是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期.他亲眼目睹并深切感受到了俄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变化,在小说中反映了金钱对人的思想的侵蚀,塑造了俄国文学中第一个"金钱骑士"形象.小说是19世纪初俄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屠格涅夫创作中的“罗亭路线”

本文把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40～60年代的小说创作看作一个整体，认为其中贯穿着一条明确的“罗亭路线”，即“罗亭”式人物的形成、确立和终结的过程，反映出作家对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认识发展。同时，从作家的阶级立场、经历和艺术个性，从俄国社会和文坛的背景等方面的动态把握中来论述屠格涅夫小说创作中的“罗亭路线”。     

略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契诃夫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巨匠,也是俄国十九世纪最优秀的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他以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对当时丑恶的俄国现实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无情地批判。契诃夫创作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他在俄国古典作家的基础上,突出地解决了摆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面前的一个极困难的创作问题——怎样“从美学的观点深入到日常事物中去?”他从自己新的美学观点出发,选取平凡的生活素材,描写普通人物的命运(大胆地摒弃了当时在文学创作上的那种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的一切陈规旧套),充分地本质地再现了沙俄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的现实,使作家在思想高度和艺术革新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契诃夫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契诃夫将其创作视野投向知识分子群,大约始于1886年。八十年代中期,无论对于俄国社会,还是对于契诃夫的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转折时期。由于民粹派的失败,使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俄国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被镇压下去,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亚历山大三世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加强了残暴统治,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和革命活动。这个时期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停滞时代”。     

人民斗争的颂歌,革命理想的预言——论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创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历史特点是:一方面,沙皇专制继续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和压迫;另一方面,俄国人民,尤其是俄国的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并起而反抗.对俄国当时这种历史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后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杰出作家的高尔基,正是在这个时期走上文坛的.高尔基这时的创作显然也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大力暴露沙皇统治下“铅一样沉重”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热情歌倾俄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抒发革命的理想.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后者,则是浪漫主义的.本文仅就高尔基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的早期浪漫主义创作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有机批评”视野中的普希金

普希金是几乎所有俄国文艺批评家、作家们所推崇、膜拜的民族精神偶像,每个人都力图在"普希金现象"中寻找自己批评观点或创作思想的合法性。19世纪中叶著名浪漫主义批评家阿波罗·格里高里耶夫自"有机批评"的立场出发,将普希金奉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之神,认为普希金的创作完美体现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昭示着俄国民族意识发展的生动有机前景。俄国文化界百年来对普希金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即肇始于阿波罗·格里高里耶夫。     

俄国文学中“父与子”母题

＂父与子＂母题历来成为各国文学家们重点关注和展现的对象,缘于它厚重与独特的人文内涵。在俄国文学中＂父与子＂母题一以贯之,成为众多作家笔下经久不衰的创作母题。本文从探究和开掘出发,对俄国文学中的＂父与子＂母题加以解读和剖析。     

浅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现代主义表现方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以他的天才创作震惊了整个人类社会,为俄罗斯文学跻身于世界优秀的文学之林作出不可抹灭的功绩。一个世纪以来,尽管陀氏的创作一度因其世界观的矛盾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然而其艺术才华则得到人们的一致称道。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虽曾指责陀氏的某些作品对俄国解放运动起到不良的影     

论《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12—1881)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文学史上,和列·托尔斯泰一起被并称为两座丰碑。在他一系列不朽的长篇小说中,《罪与罚》是最有代表性的名著。它通过性格矛盾复杂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塑造,深刻地揭露了当时俄国的黑暗现实,而且鲜明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主要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复杂现象。他所处的时代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予》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责无”、“贱有”。之后的裴领、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文学活动过程中的比兴观

比、兴概念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激起历代学者研究比、兴的无穷兴趣,至今不衰。分析归纳古今以来的比、兴观,以便更清楚地认识比、兴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学活动过程这个动态视角,分类对历代比、兴观进行了评述。     

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论实事求是的人文关怀

"实事求是"应该有人文关怀。实事求是和哲学基本问题是内在统一的。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实事 求是不仅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实事"不仅有事物之意,而且有实践之意。 "是"不仅有本是、本质、规律之意,而且有应是、应然、价值之意。"实事求是"和人的价值取向、即对真善美统一的 自由理想人格的追求相一致。"三个代表"是当代"实事求是"原则的最好体现。     

论方苞的"义法"说

在方苞的"义法"说中,"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和道理,"法"则是"义"的存在形式."义"有两层意义,即存在于主体的"义"和存在于作品的"义".就前者而言,"义"决定"法";就后者而言,"法"决定"义"."雅洁"从语言风格方面对"义法"作了补充."义法"说凸显了形式的重要作用,深化了传统"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     

浅谈朱熹的"理一分殊"

理一分珠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理解方式.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其一,从形式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二,从内容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三,从价值论上把握一般与特殊.文章特别指出,在价值论上,佛道联结一般与特殊的方式是"否定的统一",而儒家联结二者的方式则是"肯定的统一",承认"肯定的统一"是儒家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根本特点.     

论期望理论与“皮格马利翁“效应在教育中的应用——一个“生产流程“的逆向思考

本文把教育比作一条艺术品加工的"生产线",把"皮格马利翁"效应比作"抛光"、"镀金",把期望理论比作"雕琢"、"打磨".正常的生产流程应是先对自然品进行雕琢、打磨,使其基本成型后,再抛光、镀金,形成最后的艺术品.但本文思考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先对学生(自然品)进行"抛光"、"镀金"("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应用),再引导学生进行"雕琢"、"打磨"(期望理论的应用),以期打造理想的艺术品(教育目标的实现).     

“优歌”“秧干”辨

广灵秧歌,又有＂优歌＂、＂秧干＂等异称,但文献中并不见其作为＂秧歌＂的记载。笔者在详尽辨析之后认为,＂优歌＂非＂秧歌,＂＂优歌＂很可能是一个泛称;＂秧干＂是＂秧歌＂一词的读音在广灵方言中发生音变所致。此外,舞台题壁中的＂洋歌＂、＂洋干＂、＂洋哥＂等称呼,除方言原因外,亦与书写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书写随意,不求文字的准确性有关。     

以“民众经济”取代“非公经济”

当前人们对"非公经济"这个概念的质疑越来越多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战略和政策的问题.对经济组织最有意义的划分不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国家所有"和"民众所有"的界限在市场经济中的界定才是十分必要的.希望国家在称谓上以"民众经济"取代"非公经济",并在相关政策上体现"民众经济"的理念.一个"众"字充分体现了"民众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     

从“盗亦有道”到“春秋无义战”——香港“黑道”电影中的身份、价值和社会认同的演变

香港“黑道”电影是香港电影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商业类型电影而存在的香港“黑道”电影,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社会理念和想像所进行的隐喻性表达。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片”,到90年代的“卧底片”,再到新世纪初的“交叉卧底片”——《无间道》系列以及更晚近的《黑社会》系列,香港“黑道”电影完成了由“盗亦有盗”到“春秋无义战”的基本转型,并经由传统中的“情义”到现实中的“利益”追求,诉说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黑道”电影与现实社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为香港“黑道”电影的阐释与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及现实思考的深度。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电影中的“黑道”,其实并不是以一种完全负面意义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类型电影中的。1980年代的“英雄片”作为最早得以表现黑道生活的现代电影类型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功地将古装武侠片里的“侠义”精神巧妙地移植到对黑道生活的想像性表述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建构机制。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官方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当然,这一经典类型呈现的比较外在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的香港“黑道”电影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盗亦有道”的独特价值认同方式和“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区分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已经被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春秋无义战”所代替。但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把它看作是简单的“礼崩乐坏”,而应当向更深刻的人性思考寻求答案。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类影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出回归后经济文化的低谷,在港片越来越以大陆市场作为预期目标的今天,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