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与钱锺书的文学观

钱锺书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不满,而以当时为主流学界所歧视的"词章之学"即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当中。钱锺书主张从功用及效果方面定义文学,认为文学特征有二,即动人与美感。文学史应该客观论述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而文学批评则当揭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中国文学没有西方式的统一的"文学"概念,只有分体的观念。中国文学有严格的文体界限,注重从形式风格方面横向辨别各种文体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同时也重视从题材内容方面纵向衡定各种文体及同一文体内部各作品的价值高低。与胡适的文学史论述不同,钱锺书认为宋以前文学史只有雅言文学传统,而宋以后才有雅言、俗语两个文学传统。其文学观在当时独树一帜,在今天仍有参考意义。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之惑

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价值标准的确立。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分别代表了学术界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有人认为文学史应当采取一种客观、冷静、中性的立场,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而不作价值判断。但是,文学研究的性质不仅要求文学史写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且要求研究者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作用,对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因此,只有站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以往文学史所不能发现的优秀作品,才能找到文学作品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之惑

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价值标准的确立.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分别代表了学术界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有人认为文学史应当采取一种客观、冷静、中性的立场,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而不作价值判断.但是,文学研究的性质不仅要求文学史写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且要求研究者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作用,对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因此,只有站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以往文学史所不能发现的优秀作品,才能找到文学作品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使得某种"趋同"的文学史意识产生着潜在影响."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出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到这种影响,还在于在这-文学史观的观照下,学界可以对如何定位多民族文学互动融合的重要性、怎样评价不同时期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方式、如何发现和重新审视被遮蔽的各异的文学经验,从而整合出-种更真实、更清晰的文学史视野等-系列问题作出有益的新探索.     

文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

自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以来,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原理等著作纷然而出,大文学史观、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通史观、纯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综史观等争奇斗艳;从实践上来说,既有专家型、教学型、普及型等类型,也有编年体、纪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

肇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史撰述,带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或将超越国家认同,文学史的功能因之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名实之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质疑和拷问。求同存异,整合全球汉语文学/文化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或将有效缓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之间互相排斥、挤压的紧张关系,拆解文学史著述的汉族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平等和融合,提升汉语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故而,其意义和价值远在文学史之上。     

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

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谱系或关键词必然牵涉文学叙事的"权力"和它的实施步骤。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文学史并不是由中性材料堆垛成的一长串文学事实,而是文学叙事权力全面渗透、控制着的场域。权力诉诸文学有多种表现方式:文学社团和办刊、翻译、文学批评和论争、作家创作对读者的影响等。     

总体文学史与民族经验的多样性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少数民族文学内容不足的原因进行探讨,重点讨论当下文学史思维的方法误区,分析制约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中的两种心态,强调将"比较文学"方法引入文学史写作的意义,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母题、类型、故事形态的演变和传播路径,主张文学史写作的新思维.     

雅化:钱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总体观察

钱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演进有一独到观察:"雅化",意指一种不断冲破特定时空范围的广大化、持久化的演进趋势。钱穆认为,"雅化"主要源于大一统政治的早早形成。钱穆的"雅化"观对当前学界的一些重要议题,如"重写文学史"问题、"地域文学"问题等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此外,作为一种历史情境中的文学史观察,"雅化"观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教育的新转变:在文学原典与生命体验的互动中感受历史——以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

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元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之一,其特色在于将"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的思考与大学文学教育现状的改革相结合。全书以前所未有的篇幅突出了文学原典与生命体验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与地位,在文学史与文学原典、文学史与生命体验两个维度上给出了新的思考与启示。它以导读文本的形式,着重培养学生个人的文学感受力与鉴赏力,并由此加强学生个人人生体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契合。它已经超越了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重写",通过还原历史现场、激发阅读体验的方法,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育教学提供具有"范式性"的思路,从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学理基础。     

韦斯坦因之文学史观探赜

国际比较文学界权威学者韦斯坦因,承继了学界将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一支的观点。韦斯坦因以其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开放性和严谨性,从运动和辩证的角度解释文学史,从国际角度考察文学史,将文学史与艺术史、文化史互为参照,并灵活运用循环论证法。这一文学史观既是韦斯坦因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思维方式的体现,也是其进行比较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树运用的具体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其巨大的阐释空间。     

泰纳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

泰纳的文艺理论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他肇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欧洲大学中成为主流,并为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他著作中体现出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琐碎考证的过度重视,进化论中的决定论倾向,使得在他影响下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也出现一些弊端,但泰纳是复杂的,他的影响仍在继续。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逼近与还原——人文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文学史重构

人性是文学表现的核心,自然性和社会性是构成人性的两大支柱,社会性压倒自然性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这是由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人性理论也是文学批评的终极依据,尤其在文学史重构中更显重要,它将引起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换,这种转换造成的文学史模式的变动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作品的重新定位,作家的重新审视,作品意蕴的更多发现.